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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觀察】中國國家安全知識體系構建芻議
    2022年06月13日 22:55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張旗 字號
    2022年06月13日 22:55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張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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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時代,構建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日益成為緊迫的學術課題。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是具有中國獨特世界觀、本體論或方法論等特征的知識體系。從現實角度講,在中外知識已經深度融合的全球化時代,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則集中體現為中國學人在知識體系創建和發展中的主體作用,中國問題在知識體系形成和運用中的本源關切,以及中國資源在知識體系融會和創新中的積極貢獻。目前,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面臨著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學術使命,有一系列基礎性重大問題值得探討,其中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問題意識和學術資源轉化問題就是我們迫切需要回答的問題。本文即以國家安全學這一我國新設的一級學科為例,談談中國自主國家安全知識體系構建問題。

    中國國家安全知識體系的問題意識

         2020年底,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和教育部正式下發通知,設置交叉學科門類,“國家安全學”成為該門類下的一級學科。作為新設立的一級學科,國家安全學面臨著學科自主知識體系構建和中國自主國家安全知識體系構建的雙重任務。從開拓新知識體系的角度來講,這意味著一定的智識挑戰,而從構建中國自主國家安全知識體系來講,則又可視為從起點發軔的智識機遇。實際上,這兩項任務擁有相近的知識追求,可以將二者相互結合,構建起以中國自主國家安全知識體系為核心的國家安全學學科體系。

         在知識全球化時代,構建中國國家安全知識體系是為了回答國家安全在時代變局下面臨的新課題、新挑戰和新規律。全球化使得國家安全成為一個涉及面極廣的系統性工程,而不再是單一維度的議題。全球化深刻改變了全球權力的載體、配置和流散,奠基于國家權力之上的國家安全內涵因此發生較大變化。在傳統安全觀中,國家安全問題主要指涉源于他國政府的軍事行為。當今時代,全球金融動蕩、國際互聯網攻擊、全球公共衛生事件、全球環境變化等非政府的、非軍事事項對國家利益和發展的危害日益深重,非傳統安全概念應運而生。這種安全態勢的變化集中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非傳統安全與傳統安全的交織互構,如能源安全、網絡安全、金融安全等非傳統安全問題會激化或觸發國家間的傳統安全競爭或沖突,而沖突與戰爭等傳統安全問題又會造成金融安全、難民危機等非傳統安全問題;二是國內安全與國際安全議題的深度嵌合,這體現為國內安全問題的國際誘因、國際外溢或國際解決,以及國際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問題的國內傳導或國內效應。

         安全問題往往涉及主權疆界、議題邊界,造成系統性的國家安全威脅,因此,需要一種“總體國家安全觀”予以應對。我國倡導的總體國家安全觀統籌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和核安全等11種安全,構建而成國家安全體系,這種國家安全觀貫通了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國內安全與國際安全,以一種全局性、戰略性的視域構筑起國家安全系統工程。如此一來,國家安全的課題就不僅要捍衛國家生存,還要維護國家發展利益。那么,因應這種變局,探索國家安全領域的新規律、新知識以維護中國國家安全,就成為中國國家安全知識體系構建的核心問題意識。

    國家安全知識體系學術資源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

         中國自主國家安全知識體系的創建離不開對相關學術資源的借鑒和轉化。從原則上講,資源不分東西南北、古今中外,為構建中國自主的創新性知識體系,既有的智識資源皆可為我所用。從可操作性上講,中國與西方國家有關于國家安全的思想、知識和實踐資源,是我們構建中國國家安全知識體系的主要智識源泉。為了回答上述契合于時代的問題,往往需要對這些資源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從而彰顯中國學人在國家安全知識體系創建中的主體作用。

         其一,既有思想資源的創造性轉化。中國與西方國家的哲學和文化,為思考當今的國家安全問題提供了諸多有益的思想資源,可以用來發展出內嵌中國元素的概念體系、方法體系或理論體系。比如,在西方國際安全理論中,國際無政府狀態所造成的安全困境是諸多理論所試圖解決的核心問題意識?,F實主義者主張用權力均衡的方案實現國際安全,這實際上與韓非子的理念如出一轍,韓非子主張“夫圣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故明君務力”。托馬斯·霍布斯基于契約論構建安全共同體“利維坦”的理念,則為自由制度主義者和自由建構主義者普遍內化。但“韓非子方案”和“霍布斯方案”卻無法解決持久安全和普遍安全的問題。而荀子雜糅王霸思想的“禮法”“大分”方案,則可以使百姓“敬分安制”,“天下莫不均平”。在當代語境下,“荀子方案”可以創造性發展為統合規范共建與利益平衡的命運共同體方案。

         其二,既有知識資源的創造性運用。知識是在一定條件下經過普遍標準檢驗的群體共識,其形成和傳播,都是在主體間性意義上完成的,具有有限普遍性意義。隨著時代的發展,知識也會隨著檢驗標準的變化而迭代更新。如果要借用古代中國和西方的知識資源,往往需要用現代知識標準對它們進行檢驗、更新和發展。當今再討論全球環境變化與國家安全的關系,則需要更新運用地球系統科學等現代自然科學知識。對于現代中國與西方國家提供的知識資源,通過一定的轉化,是可以有效運用于國家安全知識體系構建的。國際關系理論中國學派即提供了不少具有鮮明中國元素的創新性概念、方法和理論。如秦亞青的關系理論提出關系世界假定、關系性邏輯和關系理性,即為我們構建區別于個體主義的國家安全理論指明了方向,或可發展出以關系主義為本體論和方法論的中國自主國家安全理論。

         其三,既有實踐資源的創新性發展。中國與西方國家的歷史實踐,也是我們構建中國國家安全知識體系的源頭活水。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中,積累了豐富的國家安全實踐,有些已被古人或今人發掘為知識傳承下來,有些還有待當代學人進行開拓性或重新挖掘。中國不僅在現當代積累了豐富的國內國際安全實踐,值得充分理論化與體系化,還在古代發展出頗具特色的地區安全實踐。如上海國際關系學者開辟的共生學派,即重新發掘出古代東亞體系中的國際共生因素,提供了一種解析東亞安全實踐的中國視角。這些基于實踐資源發展出來的理論成果,為構建中國自主國家安全知識體系提供了重要路徑支撐。

     

         (作者系中央財經大學政治系講師)

    作者簡介

    姓名:張旗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李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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