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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視閾下毛澤東對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艱辛探索
                    2022年04月18日 12:18 來源:《理論學刊》2022年第2期 作者:趙凌云 黃平森 字號
                    2022年04月18日 12:18
                    來源:《理論學刊》2022年第2期 作者:趙凌云 黃平森
                    關鍵詞:毛澤東;中國特色革命道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經驗

                    內容摘要:道路問題關乎黨的興衰成敗,毛澤東探索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基本經驗,為當下走好“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提供了有益啟示。

                    關鍵詞:毛澤東;中國特色革命道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經驗

                    作者簡介:

                      摘要:學思感悟百年輝煌黨史,必須牢記“中國共產黨是什么、要干什么”的根本問題。毛澤東在創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型人民軍隊、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過程中,依靠群眾,勇于探索,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破除對僵化模式的迷信,回答了“紅旗能夠打多久”的疑問,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破除城市中心論,創造性地開辟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為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成就奠定了重要基礎,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了根本社會條件。道路問題關乎黨的興衰成敗,毛澤東探索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基本經驗,為當下走好“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提供了有益啟示。

                      關鍵詞:毛澤東;中國特色革命道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經驗

                      基金資助: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惲代英年譜長編”(項目編號:18ADJ001)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趙凌云,男,華中師范大學黨委書記,華中師范大學中共黨史黨建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黃平森,男,華中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上提出,新時代新征程,“全黨要牢記中國共產黨是什么、要干什么這個根本問題”。毛澤東對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艱辛探索過程,生動地詮釋了這個根本問題,深刻地表明了我們黨始終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自己的初心使命,充分彰顯了“堅持真理、堅守理想,踐行初心、擔當使命,不怕犧牲、英勇斗爭,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偉大建黨精神。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視角,重新回顧毛澤東在近代以來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的危難之際,不懈探索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道路,創造性地開辟出一條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艱辛歷程,有助于牢記黨的初心使命、深刻理解偉大建黨精神,有助于為新時代走好“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和堅持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康莊大道”提供有益借鑒。

                      一、以大歷史觀看毛澤東探索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背景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指出,要“樹立大歷史觀,從歷史長河、時代大潮、全球風云中分析演變機理、探究歷史規律”。習近平總書記在談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淵源時,曾用“六個時間段”系統地梳理社會主義五百年的歷史。以大歷史觀看毛澤東探索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背景,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國共產黨人歷來就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己任。

                      首先,從鴉片戰爭以來的近代歷史看,可以說,中國近代史是一部列強入侵、任人宰割、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屈辱史,同時也是一部中華民族抵抗侵略、抵御外辱的斗爭史,是一部有識之士不斷尋求救國之路和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探索史。中國人民奮起救亡,不斷地抗爭、不停地探索救國救民之道,掀起了近代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不過,從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開明地主紳士領導的洋務運動、康有為和梁啟超領導的戊戌變法,到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都以失敗而告終。無數的中國先進分子苦苦向西方尋找革命真理,經歷了從“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單純地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到進一步學習西方的思想和制度,嘗試了各種改良和革命的方案,都沒有找到改變中國悲慘命運的有效路徑。

                      出身于近代中華民族遭受深重劫難時代的毛澤東,和那一代的其他先進分子一樣,致力于尋找探求救國救民的道路。青少年時期的毛澤東閱讀了早期改良主義思想的書籍《盛世危言》和《校邠廬抗議》,這些書打開了他的視野。1910年,他在新式學堂東山小學讀書,從《新民叢報》里讀到了梁啟超的《新民說》一文后,感觸頗多,不禁寫下批語:“正式而成立者,立憲之國家,憲法為人民所制定,君主為人民所擁戴,……如今日之英日諸國”,并表示贊同康、梁主張的效仿英日等國的“君主立憲制”。第二年,毛澤東第一次來到長沙,考入駐省湘鄉中學,眼界頓時開闊,第一次看到革命派辦的《民立報》,讀到許多革命言論。當看到黃興領導的黃花崗起義的消息時,他深受觸動,在辛亥革命爆發后,當即決定投筆從戎參加革命軍。新文化運動以后,毛澤東成為《新青年》等刊物的忠實讀者和追隨者,開始循著初期新文化運動的思路探索。五四運動之后接觸了馬克思主義,這使毛澤東更加深入地思考各種社會現實問題。在領導發起“驅張運動”和湖南自治運動的過程中,他認識到,“政治改良一途,可謂絕無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經過同新民學會會員的一番交流探討,他得出一個結論:在山窮水盡、諸路不通的情況下,只能走俄國人的路,“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采,單要采這個恐怖的方法”。以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等為代表的中國先進分子最終認識到革命要“走俄國人的路”,從而確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

                      其次,從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來看,農民起義在王朝更迭中有著重要的影響。在中國的封建時代,統治階級代表的是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地主階級的利益依靠剝削和壓迫農民得來,一旦這種壓迫過度,加上天災人禍,就會使農民與統治階級的矛盾加劇,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就不免會發生。從秦末的陳勝吳廣起義、東漢末年的黃巾軍起義、唐末的黃巢起義、元末的紅巾軍起義、明末的李自成起義,直到晚清的太平天國運動,幾乎每一個封建王朝的興替,都與農民起義有關。

                      毛澤東從小生活在閉塞而貧窮的湖南農村韶山沖,對農民所受壓迫深有體會。毛父治家謹嚴,對子女要求嚴厲。毛澤東6歲就開始干農活,識字之后晚上還要幫父親記賬。他14-15歲時曾輟學兩年多,在家務農,每天跟長工在一起干活。為了避免父親的打罵,他不得不仔細記賬,還經常跟長工搶重活干。兩年的務農經歷使他深深地體會到了農民的疾苦。毛澤東上學的時候不喜歡經書而愛看史書,重點讀過《公羊傳》和《左傳》等史書,尤其偏愛被塾師們稱為“雜書”“禁書”的古代傳奇小說,如《水滸傳》《三國演義》等?!端疂G傳》里的“打抱不平”的思想對他產生了較大影響。毛澤東回憶道,這些小說頌揚的主人公都是文臣、武將等人民的統治者,唯獨沒有種田的農民,這些統治者都控制著土地,迫使農民替他們耕種。17歲那年,聽聞長沙饑民暴動慘遭鎮壓,許多農民被斬首示眾,毛澤東對此深感悲憤,開始同情農民起義。他后來說這件事情“影響了我的一生”。參加革命后,毛澤東認識到中國革命實質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農民革命,所以特別強調“歷史上黃巢、李闖式的流寇主義,已為今日的環境所不許可”。在革命即將取得勝利的時候,他還特別提醒說“我們絕不當李自成”。

                      再次,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看,不論是1871年法國的巴黎公社革命,還是1917年俄國的十月革命,都是走的“城市中心”的道路。1871年3月18日,法國巴黎工人舉行武裝起義。城市工人用革命暴力打碎舊的國家機器,推翻了資產階級政權,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巴黎公社。巴黎公社存在時間雖然不長,但卻是工人階級武裝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創建無產階級政權的一次偉大嘗試,為國際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提供了道路指引。1917年11月7日,俄國爆發十月革命,在列寧的領導下,彼得堡工人發動武裝起義,推翻反動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先是建立起城市的蘇維埃政權,然后把革命推向農村地區,最終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了蘇維埃政權。俄國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把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從理論變為了現實,極大地影響了世界歷史的進程。它喚醒了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在歐洲掀起了工人運動的高潮,亞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解放斗爭為之迅速高漲,也給正在苦苦探索救國救民道路的中國先進分子帶來了新曙光。與此同時,十月革命所采取的以城市工人武裝暴動為主的革命模式,對后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最后,從中國共產黨成立到大革命失敗之前,這一時期全黨都是把城市作為工作中心。建黨初期,從中央到地方的黨組織都主要在城市從事工人運動,先后領導發動了香港海員、京漢鐵路工人等大罷工,推動中國工人運動掀起第一次高潮。1923年,惲代英曾寫信聯系毛澤東,邀請他一起去農村搞鄉村教育,毛澤東覺得,“現在城市工作還忙不過來”,一時還顧不上農村。國共合作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推動了震驚中外的五卅運動。直到大革命后期,黨內也只有少部分人,初步認識到了農民問題的重要性。1925年2月,毛澤東真正開始注重農民運動。毛澤東離開上?;氐郊亦l韶山養病,他一邊養病一邊考察農民運動情況,同時還組織農民協會,成立農民夜校,建立了中共韶山黨團組織,發動農民開展了“阻禁平糶”和爭奪教育權等斗爭。這期間,毛澤東在西鄉向佃農張年初調查了解佃農家庭的支出與收入情況,并在1926年主持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工作期間,將這些調查材料加以整理,寫成《中國佃農生活舉例》一文,揭示了“中國之佃農比牛還苦”的事實。在廣州農講所,毛澤東除了向學員講授農民運動的理論課程外,還特別注重社會實踐,組織學員到農村去調研和實習,考察農村的實際狀況。他曾在學員中組織了13個農民問題研究會,并擬定了36個調查項目,要求學員對家鄉的情況進行調研。毛澤東在對這些調研材料進行深入分析和理論加工之后,組織編寫了《農民問題叢刊》。在此前后,毛澤東運用階級分析法對中國農民問題進行深入的理論探討,寫下了一系列理論文章,提出“分清敵友”和“農民問題”分別是革命的首要問題與中心問題。這些認識,為他后來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打下了思想基礎。

                      二、毛澤東對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艱辛探索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無論搞革命、搞建設、搞改革,道路問題都是最根本的問題”。由此可見,要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民族復興,根本前提就是要找到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毛澤東對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探索開始于大革命失敗之后。1927年,在國民黨血腥屠殺的白色恐怖中,黨的八七會議確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總方針,從而給黨指出了新的出路。

                      (一)回答“紅旗能夠打多久”的疑問,提出“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

                      八七會議后,毛澤東曾拒絕瞿秋白的邀請,不去城市工作,而“要上山結交綠林朋友”。毛澤東的“上山”主張,為開辟中國特色革命道路埋下了伏筆。馬日事變后,毛澤東就提出,“拿起武器,山區的上山,濱湖的上船,……武裝保衛革命”,繼而又在八七會議上指出,“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還在當時的黨中央強調利用國民黨左派旗幟的時候,毛澤東就在領導秋收起義的過程中,第一次打出了工農革命軍的旗幟。秋收起義原定的計劃是攻打長沙,由于敵強我弱,行動嚴重受挫^9月19日晚,毛澤東在文家市里仁學校召開前敵委員會會議。他審時度勢,力排眾議,果斷放棄攻打長沙的原定計劃,決定率領部隊向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地區轉移。這是黨的工作由城市走向農村的一次重要戰略轉折。此后,毛澤東引兵井岡,開始了創建中國第一塊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實踐。

                      毛澤東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艱苦斗爭中,開始認識到農村根據地的重要戰略意義,并且注意從理論上對“武裝斗爭、土地革命、根據地建設”三位一體的工農武裝割據思想進行系統的闡述。

                      首先,面對黨內和紅軍內有些同志的悲觀情緒和懷疑,毛澤東深刻地回答了“紅旗能夠打多久”的問題。在總結井岡山艱苦奮斗經驗的基礎上,毛澤東分析了紅色政權存在和發展的五個條件,即:第一,從中國特殊的社會性質來看,紅色政權存在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因為中國是農業大國,全國大部分是自給自足的分散的農業經濟,另一方面是由于帝國主義的入侵,各帝國主義國家在全中國劃分了不同的勢力范圍,因而造成了“白色政權長期的分裂和戰爭”,這在全世界也是特有的情況。第二,從群眾基礎來說,紅色政權必然首先在湘、粵、鄂、贛等經受過大革命影響的省份發展起來。第三,從國際國內的革命形勢來看,則取決于國際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和國內買辦豪紳階級相互之間的矛盾是否會繼續導致分裂和戰爭。第四,必要條件就是要建立“相當力量的正式紅軍”,因為只有武裝才能反抗武裝,只有正式的紅軍才能對付正式的白軍。第五,黨要把自身建設好,形成黨的堅強領導,就是使黨組織堅強有力并且保證“它政策的不錯誤”。

                      其次,毛澤東從理論上系統地闡述了工農武裝割據必須堅持“武裝斗爭、土地革命、根據地建設”三位一體,回答了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中國共產黨人應當如何進行土地革命的問題。第一,武裝斗爭是主要形式和中心問題。毛澤東指出,“所謂割據,必須是武裝的”,沒有武裝就不能建立根據地,沒有武裝也不能守衛根據地。與此同時,毛澤東特別強調,紅軍與舊式農民起義部隊以及軍閥的雇傭兵不同,紅軍肩負打仗、籌款和做群眾工作三大基本任務,即不僅僅只有軍事任務,還有政治、經濟和幫助地方革命發展的重大任務。第二,土地革命是基本內容。必須開展“深入割據地區的土地革命”,通過發動土地革命,進行階級斗爭,給廣大遭受地主階級壓迫的農民分田地,乃是革命獲得農民支持的重要因素。如果沒有廣大農民的支持,武裝斗爭就注定會失敗。第三,根據地是武裝斗爭和土地革命的基地。毛澤東曾形象地說:“革命要有根據地,好像人要有屁股”。有了根據地,紅軍才有休整的基地,才有后勤和兵源的補給基地,才能得到根據地廣大人民群眾的源源不斷的支持。毛澤東特別批評了舊式農民起義的流寇主義,批評了不愿意做建立根據地之類艱苦工作的錯誤思想。

                      (二)破除城市中心論,形成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論

                      毛澤東的探索之路充滿了艱難與曲折,是對偉大建黨精神的最好注解。造成艱難與曲折的原因有很多,既有外部因素,如地理條件和生存環境的惡劣,也有來自內部的一些因素,甚至來自內部的因素可能更多一些,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黨內根深蒂固的城市中心思想。蘇俄十月革命走的是城市中心的道路,辛亥革命和國民大革命也是先奪取中心城市。大革命失敗后的南昌起義、廣州起義,還有以攻打長沙為目標的秋收起義,走的也是城市中心道路。

                      就在毛澤東開創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探索革命新道路之際,1927年11月9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指出要使城市暴動成為農民暴動的“指導者”和“先決條件”。這次會議認為,在秋收起義中,湖南省委違背中央策略,犯了“軍事投機的錯誤”,而毛澤東同志作為秋收起義的主要領導者,“應予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更為嚴重的是,1928年3月,在井岡山,前來傳達中央會議精神的湖南軍委特派員周魯,竟然把給毛澤東的處分說成是“開除毛澤東黨籍”。這樣一來,毛澤東就無奈成為了“黨外民主人士”,只能當師長。這對毛澤東無疑是政治上的沉重打擊。

                      破除城市中心論的一個巨大阻礙是共產國際。共產國際在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指導上,習慣于運用十月革命城市中心的經驗,對這種農村武裝割據的做法提出懷疑。1928年2月,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九次擴大會議,批評這是“鄉村中的游擊主義”,認為農民游擊戰爭“是散亂的不相關聯的必致失敗的游擊戰爭”,強調農村暴動必須與城市相配合。同年6月,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上,共產國際領導人布哈林同樣反對在農村建立鞏固的根據地。共產國際領導人擔心無產階級政黨在農村長此以往會變成農民黨,從而失去無產階級政黨的先進性,因而主張紅軍走州過府、流動游擊,要求一定要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重視發動和開展工人運動,配合做好城市的斗爭。

                      毛澤東在井岡山提出的“加強無產階級思想領導”,解決了共產國際所擔心的無產階級政黨在農村會變成農民黨的問題。毛澤東針對中國農村封閉的自然經濟的特點,指出農村以家族聚居為主,宗族勢力影響很大,因而農村中的黨組織容易產生地方主義,“支部會議簡直同時就是家庭會議”,此外還存在土客籍矛盾、投機分子反水問題等。針對這些情況,毛澤東提出在思想建設上要加強無產階級思想教育;在組織建設上果斷進行洗黨,解散了永新、寧岡兩縣黨組織,重新登記,對于黨員成分加以嚴格限制。黨員人數雖然減少了,但是黨的戰斗力卻顯著增強了。1929年12月,在古田會議上,毛澤東著重批評了黨內和軍內存在的八種典型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并且進一步分析了這些思想的來源及糾正的辦法。古田會議解決了如何在農村根據地武裝斗爭條件下加強黨的建設問題,著重強調了從思想上制度上建設黨。

                      接著,毛澤東在1930年1月寫給林彪的信中,對中國的國情進行了深入分析。他剖析了國內存在的政治經濟不平衡的特點,系統論述了農村革命根據地對中國革命的重要意義,進一步批評了黨內存在的那種害怕農民運動發展壯大起來的錯誤思想,以及對革命前途悲觀的情緒。毛澤東明確指出,創建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進行革命斗爭的“最高形式”和“必然結果”,也是促進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農村革命根據地波浪式地向前擴大發展,然后才能取得全國的政權。這表明,毛澤東已經擺脫了城市中心論,形成了以農村為中心的思想。

                      然而,毛澤東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正確道路在當時并沒有為全黨所認同和接受,尤其是在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統治下,城市中心論大行其道,農村包圍城市的正確道路遭到排斥和否定。1931年11月,在中央蘇區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的意見和主張被指斥為“狹隘的經驗論”,紅軍則被扣上了“沒有完全脫離游擊主義的傳統”的帽子。1932年10月3日,在寧都小源召開的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批評毛澤東是“上山主義”,指責他誘敵深入的方針為“右傾主要危險”,還說他不尊重領導機關,對黨中央攻打城市的命令消極怠工,并且基于上述理由,決定解除毛澤東在紅軍中的領導職務。毛澤東被迫離開了他親手締造的人民軍隊。這既給他帶來了沉重的打擊,也使得中國革命遭受了重大挫折。1935年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之后,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論才逐步取代了城市中心論,1945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后終于成為全黨的共識。

                      (三)中國特色革命道路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的集體創造

                      中國特色革命道路“是在黨和人民的集體奮斗中開辟出來的。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作出了最重要的貢獻”。黨的八七會議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但是具體怎么開展武裝斗爭,當時并沒有成功的經驗。賀龍曾回憶說:“組織上叫我搞根據地、蘇維埃、游擊戰爭。但是,怎么搞?沒有指示。怎么搞紅軍,發動群眾,發動起來后又怎樣組織?都不清楚?!卑似邥h后,湖南、湖北、廣東、江西,以及陜西、河南、直隸等省的黨組織都領導發動了多次武裝起義,經過這些起義,黨內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都開始認識到要深入農村進行武裝斗爭,開展游擊戰爭。

                      從現有的文獻資料來看,時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湖北省委書記的羅亦農較早提出發展游擊戰爭,造成農村“割據”局面。1927年10月1日,羅亦農起草的《中共中央對于長江局的任務決議案》中強調,當前發展土地革命是最重要的任務,必須“普遍的發展游擊戰爭與沒收地主的土地,……依兩湖農民暴動的形勢,某幾縣的農民可握得某幾縣的政權,以發展各地的農民暴動”。此后,長江局下屬的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委關于農民運動的文件,都提出造成農民割據局面。比如《中共湖北省委工作計劃決議案》中提出,“在力可以攻城或者可以占據數縣的地方”建立根據地,爭取“創造一獨立割據的局面”。11月18日,《中央通告第16號》明確提出,要盡量發動農民暴動的游擊戰爭,建立“固定的革命區域”的蘇維埃政權。12月19日,臨時中央負責人瞿秋白在《布爾什維克》雜志上發表的《論武裝暴動問題》一文,強調游擊戰爭必須建立“革命區域”并使之擴大,同時還提出了建立根據地的思想。12月21日,中央在寫給朱德部的指示信中,明確提出了創造割據的暴動局面、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問題。1928年初,參與領導廣州起義的惲代英,在《蘇維埃的建立》一文中較完整地揭示了蘇維埃的含義,指出蘇維埃政府是“由工農兵平民自己的代表直接掌握政權,所以蘇維埃是最高形式的民主政治”,并詳細闡述了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問題,分別列出了鄉、區、縣、市、省蘇維埃建立的步驟,同時指出,在某一區域內“雖然我們還沒有能完全驅逐消滅敵人,我們可以在暴動已獲勝利的地方”先建立起蘇維埃政府,以此作為根據地來號召該區域的工農兵群眾。由此可見,到1928年,黨內幾乎都認識到了發動農民游擊戰爭、建立農村根據地的必要性。

                      此后,黨內對“工農武裝割據”思想作出進一步發展的是周恩來。1928年9月,針對紅四軍內部存在的爭論,周恩來代表黨中央起草了給紅四軍的指示信,信中指出,“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征”。這無疑是對毛澤東、朱德領導的工農紅軍和在根據地實行的工農武裝割據道路的肯定。同時,指示信對紅四軍黨內的爭論作出結論,支持毛澤東復任紅四軍前委書記,從而對在12月下旬召開的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古田會議產生了重要影響。1930年1月,毛澤東在寫給林彪的信中批評說“先爭取群眾后建立政權的理論,是與中國革命的實情不適合的”,指出中國的農民革命斗爭必須先建立紅軍和農村武裝割據,經過波浪式的擴大和發展,來促進全國革命形勢的發展,初步提出了以鄉村為中心的問題??梢钥闯?,周恩來起草的“九月來信”,對毛澤東探索革命道路具有重要影響。后來,周恩來在1944年3月所作題為《關于中共“六大”的研究》的報告中指出,毛澤東在這封信中認為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就是要建立農村武裝割據區域,其實質“也就是以鄉村為中心”。

                      總之,毛澤東在中國革命的緊要關頭,率先到農村地區開展武裝斗爭,依靠群眾,勇于探索,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破解中國革命應該走什么路的難題,回答了“紅旗能夠打多久”的疑問。他鑒于中國特殊的國情,毅然引兵上井岡,創建了全國第一塊農村革命根據地,點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探索出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特色革命道路。實踐證明,這條中國特色革命道路是奪取中國革命勝利的唯一正確道路。在這條正確道路的指引下,黨領導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中國人民從此站了起來,世界政治格局為之發生了極大的改變,從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了“根本社會條件”。

                      三、毛澤東探索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歷史經驗

                      《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學習黨史要“看清楚過去我們為什么能夠成功、弄明白未來我們怎樣才能繼續成功”。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重要歷史經驗之一就是“堅持中國道路”。毛澤東探索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基本經驗,為當下走好“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提供了有益啟示和借鑒。

                      (一)認清中國的基本國情,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

                      毛澤東指出,“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據”。他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過程中,勇于革新理論,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以獨到的眼光,胸懷國際國內兩個大局,科學地認識中國的特殊國情,從而系統地論證了走以農村為中心的革命道路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大革命失敗后,毛澤東分析認為,國民政府依然是大資產階級和大地主階級利益的代表,全國的廣大工農乃至民族資產階級依然受到嚴重的壓迫,從而中國革命的性質依然是民主主義革命。面對當時的軍閥混戰,毛澤東以世界眼光認識到,“中國內部各派軍閥的矛盾和斗爭,反映著帝國主義各國的矛盾斗爭”。他進一步分析道:“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瓋H僅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中國這樣的國家才有這種現象?!边@就指明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特征。在此基礎上,毛澤東指出,決定中國革命高潮到來的因素,必須考慮國際上帝國主義國家、被殖民地國家之間,以及與它本國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發展的情況。國際上這些矛盾的發展,反映到國內來,就是代表不同利益的各派反動軍閥之間矛盾的激化,造成國內軍閥的混戰,伴隨著戰爭而來的是賦稅加重,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于是進一步激化,加上帝國主義的商品入侵和資本入侵,就使得國內的勞資矛盾、地主和農民之間的矛盾加劇,因而“中國是全國布滿了干柴,很快就會燃成烈火”,形成星火燎原之勢。

                      當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迎來光明前景,第一個百年目標已經實現,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乘勢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然而,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世界格局加速演變,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威脅層出不窮,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使得國際形勢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上升,給中國和平崛起帶來深刻影響。這對我們來說,既是一個機遇,也是一個挑戰,我們必須認清基本世情和國情。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當前,我們要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指出我國發展仍然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同時擘畫了現代化建設的壯美藍圖,要求“全黨要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立足基本國情,保持戰略定力,辦好自己的事。認清中國的基本國情、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是毛澤東探索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成功經驗給予我們的一個有益啟示。

                      (二)人民群眾是真正的銅墻鐵壁,堅持把人民立場作為根本立場

                      毛澤東強調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毛澤東在探索中國特色革命道路過程中,始終緊緊依靠人民群眾,他認為工農武裝割據存在和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有很好的群眾”,所以紅色政權會首先發生在湘、粵、鄂、贛等受到過大革命洗禮的地區,“這些省份的許多地方,曾經有過很廣大的工會和農民協會的組織”,黨的群眾基礎比較好。他同時指出,紅軍是新型的人民軍隊,除了打仗之外,還肩負發動群眾建立革命政權的重大政治任務。因為中國革命戰爭是農民的戰爭,必須動員廣大農民參加革命。在反對國民黨“圍剿”蘇區的斗爭中,毛澤東進一步提出,“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才是“真正的銅墻鐵壁”,因而黨在領導革命戰爭的同時,必須切實關心群眾的生活和他們的切身利益,以得到千百萬群眾的擁護,果若如此,“我們就能奪取全中國”。

                      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中國共產黨來自人民,并且依靠人民而發展壯大。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要始終把人民立場作為根本立場”。人民就是江山,黨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沒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新時代堅持人民立場,就是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努力實現人民所向往的美好生活。必須使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著力增強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把人民滿意不滿意作為衡量工作成效好壞的根本標志。新時代堅持人民立場,就是要堅持黨的群眾路線,把人民放在心里最高位置,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2020年初,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黨領導全國人民,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舉國同心、群防群控、科學防治,打贏了疫情防控阻擊戰,充分展示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能力和國家治理能力,彰顯了社會主義制度和道路的優越性。新時代堅持人民立場,就是要堅持走共同富裕之路。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中,必須把推進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放在重要位置,因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是事關“黨的執政基礎的重大政治問題”??傊?,相信人民、尊重人民,依靠人民、為了人民,是毛澤東探索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成功經驗給予我們的又一個有益啟示。

                      (三)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調查研究是做好各項工作的基本功

                      1941年3月,在為《農村調查》所寫的序言和跋中,毛澤東指出,“調查研究是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中心環節”。毛澤東是我們黨內重視調查研究的典范。青少年時期,他就提倡既要讀有字之書,也要讀“無字之書”。當時的毛澤東認為,要改造中國,必須先了解中國,因此就不可不讀“無字之書”,讀“無字之書”也就是要了解社會,參與社會實踐,重視調查研究。在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專門做過十幾個系統的調查。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毛澤東因為腳部受傷而回到茅坪養傷。為了全面了解根據地的政治經濟狀況,以更好地指導土地革命,他在茅坪一帶進行了廣泛的社會調查,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資料。此后,在中央蘇區,毛澤東也曾做過大量調查,調查對象既有農民也有城鎮居民,調查內容包括土地、商業、農林等方方面面。從調查中獲得的大量寶貴資料,成為毛澤東思考革命問題的重要依據。首先,調查研究為制定正確的土地政策、解決好分田問題提供了可靠的階級依據。毛澤東指出,正確的決策“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里能夠產生的”,而是“需要時時了解社會情況,時時進行實際調查”。其次,調查研究為推進蘇維埃政權建設、經濟建設等提供了可行的工作方法。正是通過對長岡、才溪等地情況的調查研究,毛澤東搞清楚了蘇維埃政權的性質、任務,以及經濟建設、群眾心理等問題,也才總結出了搞好政權建設和做好一切工作的正確方法。最后,調查研究為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探索提供了成功的法寶。黨成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很多同志都習慣于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本本”中找答案和向共產國際要辦法,結果走了不少彎路。對此,毛澤東作了非常深刻的反思,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的斗爭需要馬克思主義。我們歡迎這個理論,絲毫不存什么‘先哲’一類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頭在里面?!R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怎樣糾正這種本本主義?只有向實際情況作調查?!本褪钦f,探索中國特色革命的正確道路必須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而實現這種結合,離不開調查研究這個法寶,正因如此,毛澤東指出,“本本”上的理論必須與實踐結合,“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

                      當前,面對錯綜復雜的國內外形勢,“黑天鵝”或“灰犀?!笔录粫r發生,各方面的風險、機遇、挑戰并存。無論是革命、建設還是改革,調查研究始終是我們黨取得勝利的重要法寶。新時代應對各種風險挑戰,必須重視調查研究。黨的十九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要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他指出,調查研究是謀事之基、成事之道,“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做好調查研究,一是要深入基層掌握第一手材料,深入一線向群眾學習、向實踐學習;二是要學會分析材料,“解剖麻雀”,抓好典型;三是要立足于發現和解決真問題,堅決反對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確保調研和決策精準有效。

                      綜上所述,毛澤東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出了歷史性貢獻,奠定了重要的歷史基礎。他曾豪邁地指出:“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痹诿褡鍙团d偉業中,道路問題關乎黨的命脈,關乎國家和民族的前途。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所指出的,“走自己的路,是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立足點,更是黨百年奮斗得出的歷史結論”。毛澤東探索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成功經驗啟示我們,必須認清中國的基本國情,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堅持把人民立場作為根本立場,堅持把調查研究作為做好各項工作的基本功,唯其如此,才能牢牢掌握主動權,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不斷取得新的勝利。

                      注釋:

                      1.《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人民日報》2021年11月17日。

                      2.習近平:《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求是》2021年第7期。

                      3.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第1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頁。

                      4.《毛澤東年譜》(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82—83頁。

                      5.[美]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董樂山譯,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97頁。

                      6.《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頁。

                      7.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第1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10頁。

                      8.《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更好走向未來交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合格答卷》,《人民日報》2013年6月27日。

                      9.譚震林:《井岡山斗爭的實踐與毛澤東思想的發展》,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頁。

                      10.《星火燎原》第1冊,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出版社,1979年版,第367頁。

                      11.《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50、63、51頁。

                      12.《星火燎原》第2冊,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出版社,1979年版,第53頁。

                      1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4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626、646頁。

                      1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5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60頁。

                      15.《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98頁。

                      16.《毛澤東年譜》(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389頁。

                      17.《毛澤東年譜》(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423頁。

                      18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上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94頁。

                      19.《賀龍口述自傳》,鄭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第57—58頁。

                      20.《羅亦農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29—330、333頁。

                      21.《惲代英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0、66頁。

                      2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6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512頁。

                      23.《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98、47、48—49、102頁。

                      24.《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9頁。

                      25.《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人民日報》2021年11月17日。

                      26.《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頁。

                      27.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十九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第7頁。

                      28.《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在京舉行中央政治局主持會議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習近平作重要講話》,《人民日報》2020年10月30日。

                      29.《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頁。

                      30.《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139頁。

                      31.《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36頁。

                      32.《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人民日報》2021年1月12日。

                      33.《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111—112、115、161頁。

                      34.《習近平在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青年干部培訓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年輕干部要提高解決實際問題能力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人民日報》2020年10月11日 。

                      35.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1年7月2日 。

                    作者簡介

                    姓名:趙凌云 黃平森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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