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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律與科技之間 ——智慧法院與未來司法
          2021年05月23日 06:3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21年第1期 作者:鄭戈 字號
          2021年05月23日 06:3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21年第1期 作者:鄭戈
          關鍵詞:智慧法院;信息通信技術;在線糾紛解決;人工智能;

          內容摘要:

          關鍵詞:智慧法院;信息通信技術;在線糾紛解決;人工智能;

          作者簡介:

            摘 要盡管在線爭端解決機制(ODR)和在線法院已成為一種全球現象,但中國在構建“智慧法院”系統方面卻獨具特色。中國的智慧法院是我國實現信息化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總體戰略的一部分。法院采用先進的信息通信技術(ICT)并不是法院自身采取的主動行動,而是黨和政府在政策上大力推動的結果。就中國智慧法院的性質而言,一方面,包括人工智能在內的信息技術并未改變我國法院的科層化管理方式,而是通過精準配置司法資源和優化績效考核而強化了法院內部的科層化管理。另一方面,智能技術通過高效精準的類案檢索、類案推送和案件比對強化了司法判決的形式品質,但并不是在法律論證的意義上,而是在統計學規律的意義上。從總體上說,中國智慧法院建設的經驗顯示了法律與科技之間的深刻互動??萍紝逊蓭畏?,取決于我們對一些法學根本問題的思考以及基于這種思考而做出的選擇。

            關鍵詞智慧法院;信息通信技術;在線糾紛解決;人工智能;

            導 論

            在1955年的短篇科幻小說《賽博與霍姆斯大法官》1中,主人公瓦爾弗雷德·安德森(Wahlfred Anderson)法官與現實世界的大多數法官一樣墨守成規,對地區檢察官正在推動的用計算機取代所有法官的競選造勢活動嗤之以鼻。不過,在主審了人民訴紐施塔特一案后,他的態度發生了轉變。紐施塔特是一位數學教授,他公開宣稱自己可以打敗計算機,并且在公共場所現場表演,因此被地區檢察官以人民的名義提起詐騙罪檢控。庭審時,他要求當庭測試,與檢察官指定的任意一臺電腦展開對決,以證明自己所言不虛。在成功打敗了當時最先進的機型賽博九號之后,被告向它提出了一個問題:“夢有多大?”經過一連串的嗡嗡作響后,賽博九號表示認輸,顯示屏上跳出一行字:“問題無法解決”。隨后,紐施塔特教授在法庭上發表了一番演講,指出自己的超強計算能力是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人性的代價)后獲得的:“我擊敗了賽博九號,是因為我浪費了一個人的生命——我自己的生命!你們都知道,小時候我是個背誦機器,或者用你們的話來說,是個神童。我是個文件柜,一個防火的文件柜,里面整齊地堆滿了各種事實,沒有給夢想留下任何空間。我一直在往這個文件柜里填東西,六十年了,不斷往里面塞啊塞?!彼赋?,我們不應將機器智能視為威脅,它可以省卻人類把自己變成機器的勞作,把人類解放出來,去想象、創造和做夢。聽到這里,安德森法官松了一口氣:機器將取代的只是讓人類變成機器的那部分工作,它可以把人類法官解放出來,應用同理心、正義感、直覺和想象力來做出判斷。

            近年來,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突飛猛進,這篇科幻小說中的場景已經變成了現實。我們已經進入遍布式計算時代,各種智能設備連接到互聯網,每一個瞬間都會生成數以拍字節計的海量數據。計算機采集這些數據,從中進行“學習”,找到隱藏的規律和范式,借以預測未來,自動執行以前需要人類運用智能來完成的決策和操作。正如第一代機器在許多類型的體力勞動中取代了人類一樣,新一代機器也在許多類型的“腦力勞動”(包括與法律實踐有關的工作)中取代人類。在美國聯邦第二巡回上訴法院的羅拉訴世達國際律師事務所案2中,法院認為:“在審閱法律文件的過程中,一個人承擔的任務本來可以完全由機器來執行,這種工作不構成法律業務(practice of law)?!边@表明,在法官看來,法律業務與非法律業務之間的界限應當根據一項工作是否可以由機器完成來判斷。如果這一標準得到普遍適用,人們將看到法律業務的疆域不斷縮小。從合同審查到法律意見起草,智能機器已經可以勝任許多過去只能由人類律師完成的工作,而這些工作以前被視為法律業務和法律判斷的重要組成部分。問題已經不是機器是否有一天會取代人類法官,而是我們人類是否應當讓機器來取代人類法官。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的“智慧法院”建設不僅具有實踐意義,而且還有深刻的學術反思價值。由于沒有強大的法律人治理國家的傳統以及地位穩固的“法律顯貴”(馬克斯·韋伯所說的legal honoratiories3)階層,將尖端技術應用于司法工作在我國受到的阻力很小。全國各地的法院正在建立專家系統來將法官的知識進行代碼化和算法化。類案推送系統會自動將類似案件推給審理特定案件的法官。偏離度提醒系統會提示主審法官和法院領導某一草擬的判決書與類似案件的判決嚴重偏離,電子證據開示和在線審判已變得司空見慣,其中三個互聯網法院的大多數庭審都是在線進行。但是,我國法院的主要制度特征,包括司法組織的科層結構和法院的政策執行功能,并沒有絲毫被顛覆的跡象。技術可以在給定目的的前提下尋找實現該目的的最優方法,但不能替代人類來設定目的。技術在法律中的應用受制于制度化的人類目的。了解中國智慧法院建設的戰略目的及其制度背景是預測其發展方向的前提。

            智慧法院建設是我國更大的信息化戰略的一部分,該戰略包括旨在推動信息通信技術(ICT)發展的產業政策以及旨在促進ICT在包括法院在內的整個政府系統中的應用的政治設計。與許多其他國家的情況不同,在我國,企業是前沿信息技術的主要研發者、生產者和服務提供者,而政府則是這些產品和服務的主要投資者和消費者。因此,全面了解智慧法院的第一步是勾畫整個方案背后的政策推動力。然后,我們需要將智慧法院建設置于當前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中。 智慧法院建設是司法改革的組成部分,服務于去地方化和去行政化的司法改革目標。改革的理想結果是讓法官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履行其基本職責,即審判。ICT在這方面非常有幫助。理想情況下,如果大多數瑣細的案件管理、表格填寫、文件整理工作可以由機器代勞,法官們肯定會變得更加輕松和清醒,從而能夠明智而公正地進行判決。此外,具有“推理”能力的機器比人類更接近于亞里士多德的“法律作為摒除了激情的理性”這一理想。盡管如此,智慧法院在我國并沒有完全朝著這個方向發展。智能技術一方面使法官從眾多重復性的瑣細工作中解放出來,但與此同時,它也強化了對法官的科層式控制和績效評估。正如所有的人類事業一樣,整個發展不是線性的而是具有多重面向的。

            一個特定法域的司法構型始終由國家權力的性質和司法組織的結構來界定?;谶_瑪什卡教授的國家和司法組織類型學,4筆者將在本文中指出,中國智慧法院建設是更大的國家現代化(包括國家治理現代化)戰略的一部分。達瑪什卡的模型特別有用,因為它可以將司法組織置于其政治語境中,并為我們提供一種強有力的分析方法,以幫助我們理解司法組織結構與司法決策行為模式之間的相互作用。該模型從兩種類型的國家開始:能動型的國家和被動回應型的國家,前者基于社會主義、進步主義或平等主義的治國理念,后者基于自由主義的政治觀念。國家的性質在憲法層面決定了司法在該國的職能。能動型的國家將其司法機構納入政策實施的總體安排之中,而被動回應型的國家則使司法機構獨立于政策實施過程,成為中立的糾紛解決機構。司法機構有兩種組織形式:科層式或平行協作式。雖然司法組織的形式并不由司法機構的功能決定,但科層式組織的司法機構更適合實施國家政策。透過這種理想類型的視角來觀察,我國的司法機構可以被描述為能動型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具有科層式組織結構的政策實施機構。

            關注技術對法律之影響的學者們常說,就其對現狀的影響而言,技術可以粗略地分為促進型、變革型和破壞型,但他們通常很少關注技術應用的制度約束。正如科技法專家朱莉·科恩(Julie E. Cohen)深刻指出的那樣:“信息技術是具有高度可塑性的,其可塑性為利益攸關和資源豐富的各方塑造他們的發展提供了許多介入點?!彼鲝垼骸拔覀儽仨毩私飧鞣N商業模式中的網絡信息技術設計如何反映和再現經濟和政治力量”,以便理解法律的未來,因為法律本身正是市場化社會中秩序生成的基本語法。5但是,商業模式并不是我們思考中國問題時需要關注的主要問題。智慧法院建設是國家推動的司法改革和國家治理現代化戰略的一部分,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都在國家政策的動員下參與這一戰略。它不是用一個扁平化的在線糾紛解決平臺來取代具有嚴格的科層式組織結構的、執行政策實施功能的司法機關。它既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總體戰略的組成部分,又是國家創造的商業模式,旨在為中國的科技公司提供新的機會來發展利潤可期的法律技術。

            在這個導論部分之后,本文將在第一節描述智慧法院建設背后的政策推動,在第二節中討論信息通信技術如何增強中國法院的層次控制,第三節分析中國法院如何利用數字化帶來的機會來提高司法的形式品質,并解釋互聯網法院在中國的作用。

            一、政策推動

            中國是一個能動型社會主義國家,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是憲法賦予國家的根本任務。自改革開放以來,一批具有工程學學位或工程學思維方式的領導干部在國家的重大決策中發揮著主導作用。 早在1983年,現任總理、當時在北京大學法律系任講師的李克強與龔祥瑞教授合寫了一篇題為《法律工作的計算機化》的文章,其中明確指出:“一場計算機化運動正在逐步遍及幾乎所有的行業。法律是社會生活的一個重要方面,法律工作的實踐性很強,它所涉及的大量的資料和情報都可以由電子計算機進行數據處理,無疑具有運用計算機技術的現實可能性?!?1986年初,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鄭天翔在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作的工作報告中說:“法院管理方式的現代化問題已經提到日程上來。我們強調要加強信息傳遞,加強統計工作,加強綜合分析,以改變信息不靈的落后狀況。對應用電子計算機進行管理并輔助審判工作等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和有的高級人民法院已著手進行研究,提出規劃,準備根據國家財力情況逐步實現?!?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法院的信息化建設便開始落地。1995年8月,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建成了測試版的計算機內網系統。此后,上海市和北京市的法院系統也先后完成了計算機網絡建設。8我國法院信息化建設從一開始就提出了“統一代碼,統一數據結構和統一應用軟件”的要求,為進入大數據時代之后的技術升級換代提供了較好的關鍵基礎設施條件。

            2001年國家成立了信息化領導小組,以指導和協調各部門在建設信息基礎設施、發展ICT和部署ICT產品方面的共同努力。近年來,我國頒布了許多重要的政策文件,推動整個國家在日益數字化的世界中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全面轉型。國務院發布的《中國制造2025》(2015年5月)和《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2017年7月)只是其中的兩個例子。這些政策文件提出了一個三步走的路線圖:到2020年實現總體上與全球領先的人工智能技術以及應用保持同步;到2025年實現人工智能技術及應用的突破;最終到2030年成為人工智能技術的世界領導者。用李開復的話來說,中國正在成為“人工智能超級大國”(AI Superpower)。9這一戰略規劃并不是白日夢,而是從基礎設施建設到應用程序開發的有條不紊逐步推進的方案。這里只舉一個例子:西方媒體普遍觀察到,中國政府一直致力于向本國公民提供普惠式的高速網絡連接,而美國電信商只會把光纖鋪到富人區。 用哈佛法學院的蘇珊·克勞馥德教授的話來說,“中國每天要安裝兩萬個最后一英里的光纖連接”,從數字社會和數字經濟的關鍵基礎設施上看,美國已經失敗了。10根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CNNIC)的最新報告,到2020年6月,我國有9.40億互聯網日常用戶(網民),其中9.32億網民日常通過智能手機訪問互聯網,互聯網普及率已達到67%。但數字鴻溝仍然存在,在城鄉人口基本上各占一半的情況下,我國城鎮網民規模達到6.54億,占網民總數的69.6%,只有30.4%的網民生活在農村,總人數為2.85億。11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智慧法院建設一直采取漸進主義的方式,大城市在智慧法院建設中先行一步,而農村地區的司法服務仍主要采取線下方式。同時也應當看到,我國農村地區網民增加的速度遠遠超過城市,數字鴻溝正在迅速收窄,智慧法院的逐步普及也是勢在必行。

            智慧法院建設是我國利用政策推動來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所做的不懈努力的一個例證。 在發展經濟學中,這種策略被稱為“大推動”(Big Push),12指的是政府對各個領域的配套投入,從而使一個領域的發展可以帶動其他領域的同步協調發展,擴大整個市場規模。這樣的過程需要強有力、高效能的政府來推行產業政策。中國所采取的“大推動”政策又與日韓等國不同,不止限定在經濟領域,而且關聯于國家治理體系的改革。信息產業的發展與國家治理現代化同步推進,政府成為ICT產品的最大投資者和最大消費者。 政府從私營部門采購云服務、算法和ICT設備,使它們參與智能治理基礎架構的建設。

           ?。ㄒ唬┐蛟焖痉夹g的關鍵基礎設施

            如前所述,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政府便著手進行政府(包括法院)信息化建設。政府的信息化建設目前已走出了這樣幾步:第一步是建設包括電子法庭在內的電子政務基礎設施。 我國法院在信息化建設的早期就普遍配備了計算機,并且這些計算機都是聯網的。 第二步是數字化政府信息,包括法院判決。曾經神秘而難以接近的判決書如今以令人驚嘆的數量出現在包括中國裁判文書網、北大法寶等網絡平臺上。 第三步是設計算法來收集、存檔、摘要、集成和分析這些數字化的政府數據,包括法院文件。 第四步是將政府(包括司法)程序中的各個點聯系起來,形成政務和司法的“物聯網”。 第五步是利用所有可用的尖端技術(從人工智能到區塊鏈)使這個物聯網變得更加智能。

            在已經打造好的網絡關鍵基礎設施的基礎上,近年來中國法院開始建立可靠的數據基礎設施。司法數據化的進展與當前的司法改革緊密相關,提升司法透明度和司法便民是其中的重要目標。為此,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一系列規范性文件,包括2018年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通過互聯網公開審判流程信息的規定》。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統一部署下,一系列用于公開司法程序和法院管理相關信息的網絡平臺先后建立起來,包括中國審判流程信息公開網、13中國裁判文書網、14中國執行信息網、15中國庭審公開網、16中國司法大數據服務網、17法信(中國法律應用數字網絡服務平臺)。18截至目前,單是中國裁判文書網便公布了超過1億份司法文書(包括但不限于判決書)。19 除了這些全國性的數據庫外,許多地方法院也在打造本地的司法數據庫。20這些在線平臺同時服務于三個目的:首先,它們是實現司法透明目標的工具,向公眾提供司法信息,包括實時同步的公開審判。其次,它們也是簡化司法管理和提高司法效率的工具。最后,它們是司法大數據的匯集地,是智慧公安、智慧檢務和智慧法院的數據基礎設施,為機器學習和司法大數據分析提供著源源不斷的原材料。實際上,上述平臺中有些就已經整合了匯流數據和加工處理數據的功能,比如中國司法大數據服務網和法信就不是簡單的數據庫和數據發布平臺,它們是司法數據服務提供者,使用人工智能來分析數據并提供統計和預測報告。它們的產品和服務包括類案智能檢索、類案智能推送、智能訴訟評估和司法統計等。法信所開發的法信大綱和法信碼,深度融合了法律知識與案例大數據,提供了“法律知識導航”,被律師和法官認為是對他們的日常工作極有幫助的智能化工具。

           ?。ǘ┧痉夹g創新中的公私合作

            由于智慧法院是信息化這一國家戰略的組成部分,國家在其中發揮著社會總動員的作用,不僅法院在此過程中呈現出鮮明的政策實施特征,而且公私之間的邊界也被打破了,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之間并非基于合同關系的合作成為一種非常普遍的模式。據親自主持和參與了上?!?06工程”的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原院長崔亞東先生回憶說:“根據研發工作需要,上海高院會同市檢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科大訊飛合作,在上海高院建立了‘206工程’研發基地”??拼笥嶏w派出了300余位技術人員全力參與“206工程”建設,其中集中在上海法院基地的技術人員79人,在公司本部后臺的技術人員226人。21在這種密切合作關系中,法官告訴技術人員他們的需求,技術人員尋找算法方案來解決司法問題。在一個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社會中,這種類型的公私伙伴關系是不可能存在的,因為它無法保證資本家的獲利機會,最終能產生什么樣的產品不確定,也沒有明確的合同來界定合作雙方的權利和義務。因為它并非完全基于契約關系。最終產品不確定,并且無法保證成功。不過,智慧法院業務的確給科大訊飛帶來了巨大的利潤,實現了雙方合作的共贏。根據科大訊飛公布的2019年財報,該公司的智慧政法業務部2019年營業收入達到13多億元,占公司營業收入的13.21%。22

            目前,我國已涌現出了一大批專門提供智慧法院服務的科技公司,比如華宇軟件的子公司華宇元典。平臺經濟領域的各大巨頭企業也都有專門的法院服務部門,比如,阿里巴巴有專門的部門為浙江省法院系統開發和提供 “司法云”和“司法鏈”服務。 騰訊開發了一個司法云平臺,為中國各地的法院提供云存儲、云計算和人工智能服務。 百度也為全國各地的法院提供AI增強型云服務。

            公私合作是中國智慧法院的構建和維護方式。 盡管法院有自己的技術支持人員,但這少量的技術人員只能幫助法院和法官解決電腦問題,他們沒有資源和技能來設置網絡、設計算法和進行大數據分析。此類先進的技術產品和服務大多由公司提供。這些科技公司與法院深度合作,為法院量身定制產品和服務,并確保持續的技術支持。這種合作模式在奉行自由市場原則的國家是不可能存在的,在這些國家,政府和法院只能到市場上去購買企業提供的產品和服務,而這些產品和服務限定著法院信息化的方向和可能性。

           ?。ㄈ┤w總動員

            實際上,這種“大推動”動員起了社會的各個部門,共同實現科技進步、產業升級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目標。這方面的另一個例子是科技部近兩年的法院“技術和裝備”科研招標項目。過去,法學院要申請科研經費,只能申報哲學社會科學類的項目,這類項目的經費充其量只能達到數十萬人民幣。僅在2018年一年,科技部就向我國的三所法學院撥付了總額過億的科研經費,其中東南大學法學院獲得了7124萬元,從事“面向訴訟全流程的一體化便民服務技術及裝備研究”,23 清華大學法學院獲得3698萬元,研究“司法公正與司法為民關鍵技術與應用示范”,24 四川大學法學院獲得3418萬元,研究“高質高效的審判支撐關鍵技術與裝備”。25它們都分別與所在地的法院和科技公司合作,研究和開發相關的技術和裝備,其成果可以直接落地,變成智慧法院基礎構件的一部分。

            前面提到的這些例子說明了我國政府如何運用國家政策(包括產業政策和政府機構改革政策)動員起全社會的力量來參與智慧法院建設。在自由主義的消極和“中立”的國家,政府不能也無法動員起如此多元的力量來實現其政策目標。比如,英國政府也在積極推進信息化戰略。自2015年2月發布“小額民事索償在線糾紛解決方案”26以來,英國政府也啟動了在線法院建設計劃。2015年11月,英國財政部《度支審核》報告宣布,英國政府將“投資超過7億英鎊用于法院的現代化和全面數字化”。27 在英國,法院的后勤服務由“女王陛下的法院和法庭服務局”(Her Majesty’s Courts & Tribunal’s Service)來加以保障,它也是負責推行法院數字化政策的主要機構。但是,由于政府與市場之間明確的界分,英國法院的數字化只能達到市場所能提供的程度。它無法將公司、大學和法院力量匯集到一起,為法院量身定制專用的數字服務和產品。在英國,很少有私人公司設有專門的法院服務部門。正如自1998年以來一直擔任英格蘭和威爾士首席大法官的技術顧問的理查德·薩斯金德(Richard Susskind)所提到的那樣:英國的在線法院有兩個發展方向,一是在線審判,“法官在線審案,當事人不需要聚集在物理性的法院建筑中”;另一個是擴展法院,“通過數字技術使我們能夠提供比傳統法院更廣泛的服務”。但目前的進展大體是在第一個方向上。28英國司法服務的數字化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通過技術支持使法官能夠在互聯網上而不是在實體法庭中進行他們通常的工作,而不是改變他們工作的實質內容和方法。就像是在網上演《哈姆雷特》而不是在劇院里演一樣。與此相反,我國的智慧法院建設不僅涉及連接,還涉及轉型。

            二、法院科層式管理的智能強化

            司法機構的組織形式要么是科層式的,要么是協作式的??茖邮降乃痉ńM織的特點是強調集體目標、系統內部的協調一致、上下級之間的命令—服從關系、目標責任制、卷宗的分步制作和精細管理、績效評估和集體責任。根據圖靈獎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的說法,當我們說“組織具有目標”時,我們暗示著決策層級結構的概念:決策層級中的每一層次都旨在實現上一層次所設定的目標??茖邮浇M織中每一個體的行為都具有目的性,這體現為每一具體行為都受到總體目標或目的的指引,所有替代方案的選擇都是為了實現這個總目標。29西蒙從決策論的角度所得出的結論與達瑪什卡從比較司法制度理論的角度所觀察到的現象高度吻合:在科層式的司法組織中,“把權力的要素粘合到一起的是一種強烈的秩序感和一種對一致性的欲求:理想的狀態是,所有的人都踩著同樣的鼓點齊步向前?!?0在達瑪什卡的類型學框架中,我國司法機構是按照典型的科層化原則組織起來的。智能化的信息技術強化而不是削弱了系統內部的科層控制。這里也舉幾個例子來說明。

           ?。ㄒ唬徟匈Y源的精準配置

            員額制改革使我國法官人數減少了43%。到2017年,全國只有120138名員額法官,31每年要審理2000萬以上的案件,因此每位法官的案件負荷都非常之重。 如今,我國多數法院都使用智能系統來管理案件的精準分配,不僅考慮案件數量,還考慮案件復雜程度、審理各類案件的平均時間以及每位法官的業務能力。典型的人工智能案件分配模型包括四個模塊:案件模塊、審判模塊、比較模塊和輸出模塊。32

            案件模塊考慮三類因素:案件類型、審理不同類型案例所需的預期時間以及案件的復雜程度。這些因素的初步評估通常由有經驗的法官來進行,隨后由技術人員編寫為算法,智能系統此后自動為每個案件賦予一個分值。審判模塊由兩個參數組成:工作量和業務能力。法官的工作量是根據其在特定時期內完成的工作和正在進行的工作來計算的,而其業務能力則取決于其教育背景、專業經驗和過去的法院工作績效。這些都是動態參數,可適時調整。比較模塊將先前的模塊放在參考框架中,比較同一法院或同一管轄區中的案件和法官。輸出模塊處理先前模塊生成的數據,并生成有關如何為每個法官分配案件的建議。取決于人為設定,該模塊可以完全實現自動化,即建議也可以直接變成決定并自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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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效考核是科層式組織系統中確保目標責任的一種典型措施。盡管最高人民法院在2014年決定取消對全國高級人民法院的考核排名,33并要求取消“不合理的評估指標”,但此后,全國各地的法院一直在開發“更科學”的指標。例如,盡管結案數量仍然是關鍵因素,但法院目前普遍采用精算模型來計算法官的案件量。它將實際結案量除以“法官工作飽和度”。飽和度是根據幾個因素計算的,包括案件因素(涉及多少訴由,有多少爭點,適用法律的性質等),法官因素(考慮到每個法官的教育背景和業務能力、擔任法官的年數、對司法技藝的掌握程度等)以及時間因素(法官在審判、閱讀案卷、非司法工作上所花費的工作時間百分比)。據此,每位法官的工作量和工作績效都會得到個性化的計算和考量,而整個考核過程都會在線上進行,由算法進行精準的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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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責任制是最近一輪司法改革的關鍵詞之一,其政策表述是“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我國法官的司法責任以前取決于許多法律外的因素,比如判決的社會效果,如今正朝著法律內在標準的方向邁進。在智慧法院的背景下,法官避免判決結果對自己產生不利影響的主要機制之一是減少自己的判決與類似案件的偏離度,將判決穩妥地安置在類案的參照系之中。為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專門發布了《關于統一法律適用、加強類案檢索的指導意見(試行)》,34作為深化司法責任制配套改革的一部分。

            這個“意見”實際上是對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7月31日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實施意見(試行)》相關內容的細化和完善。2017年的“意見”第39條要求:“承辦法官在審理案件時,均應依托辦案平臺、檔案系統、中國裁判文書網、法信、智審等,對本院已審結或正在審理的類案和關聯案件進行全面檢索,制作類案與關聯案件檢索報告。檢索類案與關聯案件有困難的,可交由審判管理辦公室協同有關審判業務庭室、研究室及信息中心共同研究提出建議”。由此可見,法官使用這些智能化平臺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責任。另一方面,使用這些平臺進行類案檢索并使用智能系統進行偏離度檢測是使法官免受外部標準評判的保障。正如筆者稍后將會明確指出的那樣,這種基于信息技術的類案類判機制是使判例法因素進入中國制度的強大力量,其影響之深遠遠遠超過為數很少的指導性案例。

            三、算法強化的法律形式品質

            基于機器學習的類案推送系統是智慧法院的關鍵組件之一。我們可以將其視為一種平行先例系統。雖然指導性案例機制已將某些案例法要素納入中國法律體系,但朝著該方向發展的重大變化是通過法院中算法的普遍使用而實現的。但是,這并不是說我國正在采取普通法所特有的遵循先例原則(stare decisis)。智慧法院通過智能算法來檢索、推送和比對類案的做法,實際上是在尋找并遵循統計學意義上的規律,而不是尋找對類似案件有約束力的判決理由(ratio decidendi)。在機器學習的幫助下,我國法院的司法決策正朝著一種形式主義邁進,但這并非基于三段論的形式主義(早期的用計算機編程來再現法律知識的專家系統體現的是這種形式主義,即邏輯—符號主義)。新一代的計算機編程技術(人工智能),使得機器可以學習數據化的人類經驗,從中找出以前未被發現的規律或范式。這使得一位作者指出:“在未來的某個時刻,對案件的正確處理或許不再取決于對法律的理解,而在于用以解釋一個案件的原始數據的算法”。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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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案同判,異案異判”具有獨立于普通法制度的價值,法理學家對此多有論述。第一,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要求: “在道德上,處境相似的當事人應被一視同仁;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當出現兩個類似案件時,后一法院的判決應與前一法院的判決一致?!?6第二,這是法律的一般性的要求:“如果我們要賦予法律一種最低限度的意義,它顯然應當由一般性的規則構成。一般性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規則所涉及的必須是一類行為,而不是某一具體的行為;二是它必須能夠適用于很多人,而不是某個具體的人。法律的這一意義蘊含著類案類判的原則,就連判斷什么樣的案件是類案的標準也是由規則中的一般性要素決定的?!?7第三是整全性(integrity),“整全性要求共同體的公共準則被制定得并被看成是表達著某種正當關系中的特定的、一以貫之的公平正義觀?!?8第四,類似案件類似處理也有助于實現可預測性和穩定性。根據尼古拉斯·盧曼(Niklas Luhmann)的說法,法律的基本功能是社會交往中向人們提供穩定的預期:“具體而言,法律通過規制人們的規范預期如何在其時間、事實和社會維度中被一般化來實現穩定規范預期的功能?!?9 第五,類案類判還有助于約束裁判者的主觀任意性,使裁判者的判斷至少看起來像是基于某種客觀上成立的原因。這種客觀性或確定性無法單純由法律規則本身來提供,因為抽象的規則無法確定具體案件的結果。它還必須由某種能夠約束規則解釋以及將規則適用于具體事實的推理過程的外在于裁判者內心的因素來提供。這種因素可以來自兩方面。一是法律共同體內部,如一位英國資深法官和法學家所言:“法律推理是在一個限定的框架內進行,它要求法律論證必須有能夠表明其合法性的‘血統’(pedigree)”。40這個能夠證明某一法律論證不是“私生子”的“血統”,就是柯克法官所說的法律人共同體經過法律技藝的訓練而形成的、所有其他法律人一眼就能鑒別出的“技藝理性”(artificial reason)。在這個意義上,類案之所以對當下的案件有約束力或說服力,并不在于其外觀相似性,而在于其推理上的可參考性。二是法律共同體外部,是一種嚴格意義上的科學性。如果能夠讓法律人小圈子之外的任何普通人看到并相信法律推理是一個發現并遵循客觀規律的過程,那么法律判斷的客觀性和確定性就具有了更加堅實的基礎。

            人工智能恰恰為實現上述最后一個意義上的法律決策科學性提供了有力的工具。深度學習算法可以幫助法院以更精準的方式處理一個人所做的與其所應得到的之間的關系。它不會產生新的原則,而是從“外部視角”出發來觀察司法決策者如何將特定的法律后果施加給特定的行為。它可以有效地實現類案類判的目標,同時也不會陷入討論“何謂類似”以及“如何類判”之類終極哲學問題的泥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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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我國法院系統中早已推行的“要素式審判”方法為智慧法院建設中使用的算法提供了一個知識論基礎。根據要素式審判的積極推動者、已故的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前副院長鄒碧華法官的說法,要素式審判應當包含九個步驟:(1)確定當事人的權利主張;(2)確定權利主張的法律依據;(3)確定辯護(或反訴)的法律依據;(4)分析適用于本案的法律規范中的關鍵要素;(5)審查當事人主張的合理性;(6)厘清爭議的關鍵問題;(7)檢查每項主張所依據的關鍵事實的相應證據;(8)確認關鍵事實;(9)將每個關鍵事實攝入適用法律規范中的每個關鍵要素。41這種高度形式化的法律思維和司法判斷過程描述為機器學習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要素式審判是最高人民法院積極推廣的審判方式,它也是智慧法院系統所采用的核心算法中體現的理念。它先將事實和規范都化整為零,在確定了事實要素和規范要素之間的一一對應關系后再化零為整,體現的正是人工智能技術背后的認識論基礎,即整體主義的還原論假設:一切認知和智能活動的復雜系統都可以通過各個組成部分的動態行為和整體交互作用來解釋。42

            通過將法律上相關的事實分解為要素,并將每個事實要素套入法律規范中的關鍵要素,要素式審判為事實清楚、法律適用問題不太復雜的簡單案件的自動化決策提供了一個進一步算法化和自動化的起步點。深度學習算法非常善于從大量數據中提取要素及其關系。實際上,司法實體(法院在判決中經常使用的概念或術語)的識別、實體關系分析以及司法關鍵要素的自動提取已成為中國智慧法院算法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43而類案的識別和推送,也正是基于對案件中事實和規范要素的提取和對照而實現的。

            取決于反饋循環機制的設計,機器學習可以分成三種。在無監督學習中,“即使沒有提供明確的反饋,智能算法也會學習輸入數據中的范式?!弊畛R姷臒o監督學習任務是歸類:找出數據中具有同質性或相似性的內容,將其歸入一類,從而完成對海量數據的有序化處理。在強化學習中,智能算法通過人為設定的獎勵和懲罰來按照人類設定的規則學習解決問題的方法,尋找給定問題的最優解。在監督學習中,智能算法通過示例進行學習:通過觀察一些示例性的輸入—輸出對,智能算法可以學會從輸入數據映射到所需輸出的函數。44法律工作中使用的人工智能通常采用監督學習的方法。為機器學習提供訓練數據集需要大量的人力。只有在法官和技術人員之間密切合作下,才能產生適當的司法知識示例并將其提供給機器。在法律知識工程師的圈子里,有一種流行的說法:“有多少人工,就有多少智能?!睂Ψ伤季S過程進行形式化表述的過程,也迫使法官澄清自己的思路,增強自己的分析能力,明確表述出自己判斷證據證明力的標準以及判斷哪些法律解釋有效、哪些法律解釋無效的依據。也就是說,參與智慧法院建設的法官們需要對司法決策中發生的思維過程進行詳細描述。但是,參與開發人工智能司法輔助系統的只是少數法官和司法人員。當系統投入使用后,便可以節省數以萬計的法官的時間和精力。這是一項收益—成本比率極為劃算的工作。

            法律適用不是一個簡單的三段論式推理過程,這已經是一個法律界普遍接受的觀點。對于任何看似正確的法律陳述,經驗豐富的律師總是可以用同樣具有說服力的方式提出針鋒相對的對立表述。這就是為什么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歷史上著名的大法官羅伯特·杰克遜(Robert Jackson)說:“我們的決定是最終的,不是因為我們不會犯錯;恰恰相反,我們不會犯錯,因為我們是終審法院?!?5而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大法官則有一句名言:“一般性命題無法決定具體案件?!?6由于法律文義的“開放性”,任何法律體系都需要有賦予解釋權的憲法規則,而霍布斯的格言則簡潔地抓住了這種規則的重要性:“權威,而不是真理,創造法律(Auctoritas non veritas facit legem)?!?7在中國智慧法院的背景下,人工智能輔助審判系統是在政治權威的支持下引入的,它由于具有科學的外觀和內核而有助于強化司法權威。它被認為是一種可信賴的方法,可以統一法律適用并減少司法判斷的主觀任意性。而且,人工智能在智慧法院中的角色定位是輔助性的,最終的決定權仍然掌握在人類法官手中。

           ?。ㄈ┓焙喎至髋c簡單案件中自動化決策的可能性

            人工智能在我國法院中的應用前景還涉及司法改革的另一項重要舉措,即繁簡分流。2016年9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關于進一步做好區分復雜案件優化司法資源配置的若干意見》。這項新舉措背后的理由是,大多數案件(超過70%)都是簡單案件,具有無可爭辯的事實和明確適用的法律規則。對于這些案件,司法決策可以變得標準化、算法化甚至自動化。因此可以節省大量的司法資源,以便法官可以對少數疑難案件和復雜案件進行認真仔細的斟酌,做出體現人類價值判斷的決策。對于簡單案件,智能算法通過對大量類似案件處理方式的分析處理后發現的統計學規律一方面可以滿足形式品質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真正解決糾紛。畢竟,人的樸素正義觀習慣于接受別人已經獲得過的解決方案。

            結 論

            本文提出并論證了以下觀點:(1)盡管許多其他國家通過發展在線糾紛解決工具和平臺來消解正式的糾紛解決機制,以解決訴訟成本過高、窮人無法享受司法服務的問題,而中國卻正在利用人工智能技術來提升司法的形式品質。(2)在中國形成了一個以審判為中心的智慧法院系統,該系統利用智能算法工具來輔助和規范審判工作。 (3)中國正在朝著算法強化的判例法體系邁進,這種判例法并不奉行英美法中的遵循先例原則,但遵從統計學意義上的類案規律性。一個多世紀前,霍姆斯大法官告訴法學院學生:“對于理性地研究法律而言,現在的主流可能是死摳字眼兒的人,而未來則屬于精通統計學和經濟學的人?!?8這句話如今在中國的智慧法院系統中應驗了,只不過精通統計學和經濟學的不是人,而是計算機程序(算法)。此外,他當然并沒有意識到,借助“機器學習”的幫助,精通統計學的算法也可以強化白紙黑字的法律,提升法律適用的邏輯品質。換句話說,經驗可以豐富邏輯。(4)信息通信技術的使用強化了中國司法系統的科層式控制,而不是削弱了它,法院領導和上級法院如今可以借助“類案推送和偏離度提醒”軟件來約束和控制法官的審判工作。

            盡管本文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我國智慧法院建設經驗的正面總結,但最后還是應該發出一些審慎的提醒。首先,隨著技術變得越來越“智能”,法律的日益技術化將使其容易被技術取代。而且,如果兩者都側重于沒有價值的工具理性,那么人類將走向一個不可知的未來,這種未來很可能是不可逆轉的災難。所以,在司法領域,智能技術的使用應當被限定在無需人類價值判斷的領域。

            其次,人工智能中體現的工具理性具有明顯的還原論傾向。盡管我們可以使用它來提高效率,并取代不需要創造性和價值判斷的部分司法工作,但是它不能用于做出有關人類價值的最終決定。法律不應被技術牽著鼻子走并服從技術本身的邏輯,而應當以價值理性制衡技術理性,以便使技術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朝著善和正義的方向發展。我們不應該讓人類的自我認知被技術所左右;我們應該抵制對技術的過度依賴,就像我們抵制任何導致人類尊嚴和主體性喪失的異化力量一樣。因此,盡管人工智能技術的現有發展水平已經可以支撐自動決策系統,但是此類系統只能用于處理在事實和價值方面沒有爭議的簡單事項,例如闖紅燈罰款,但不能用于在涉及復雜事實和價值選擇的情況下做出自動決策。人工智能只能用于輔助人類智能,從而使人類法官可以做出最終的選擇和決策。

            最后,大數據分析技術和人工智能正在改變社會的治理結構和秩序生成機制。掌握數據的人可以引導和控制人類行為。從選舉到日常購物,基于對海量人類行為數據的智能化處理的行為引導機制正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而背后的操縱者通常不再是政府。新技術的發明者、投資者和擁護者傾向于夸大技術帶來的“解放”效果,聲稱諸如人工智能和區塊鏈之類的技術將使所有中心和中介都不必要,從而使人類社會的金字塔瓦解。分布式結構使等級化的人際關系越來越扁平化和契約化。每個人都是中心,任何人都不可能控制整個網絡。但是,金字塔仍然存在,基底仍然是大多數普通百姓。而它的頂端分化為政府、資本和技術權力。這三種力量有時會融合在一起,有時彼此對立,但它們之間的關系受基底影響的程度越來越小。鄙視政治權威的技術人員(黑客)不會解放全人類,只會破壞已建立的法律秩序。與政府談判的商業力量不會“制衡”公共權力,而只會追逐利潤。對算力的迷信并不比對暴力的信仰更好,兩者都不能被當然地視為實現社會正義的工具?!皠蚍治觥背舐劚砻?,大數據掌控者不僅使用數據分析來進行預測,而且還具有將某些預測轉變為自我實現的預言的能力。為了維持不同權力相互制約和平衡以造福人民的憲法結構,應重新確立公共權力與私人權力、政治權力和商業權力之間的法律邊界。一方面,應使用公共權力來馴服算力,并使其服務于公共利益。另一方面,應該賦予公民新的數據權利,以抵御無限擴張的數據操縱。在我國智慧法院建設的過程中,企業為法院提供著算法設計和技術支持。法院如何避免在這種過于緊密的合作和依賴關系中喪失公正裁判的能力,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回到開篇那個“賽博法官”的故事,筆者非常贊同“紐施塔特教授”的觀點,即人與智能化機器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一種共生關系,也是一種一起變得不同的方式。但是,這種新的關系是否有利于人類的利益,取決于我們現在的選擇,包括法律選擇。

            注釋

            1.Frank Riley,“The Cyber and Justice Holmes,” in James L.Quinn,ed.,If:Worlds of Science Fiction,New York:Quinn Publishing Co.,March 1955.

            2.Lola v.Skadden,Arps,Slate,Meagher & Flom LLP,620 F.App’x 37,44 (2d Cir.2015).

            3.Max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ed.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p.784.

            4.參見米爾伊安·達瑪什卡:《司法和國家權力的多種面孔:比較視野中的法律程序》,鄭戈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

            5.Julie E.Cohen,Between Truth and Power:The Legal Constructions of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9,p.1.

            6.龔祥瑞、李克強:《法律工作的計算機化》,《法學雜志》1983年第3期。

            7鄭天翔:《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一九八六年四月八日在六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1986年第2期。

            8..程文:《司法踏上網絡快車——最高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設側記》,《中國計算機用戶》1999年第15期。

            9.Kai-Fu Lee,AI Superpowers:China,Silicon Valley,and the New World Order,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18,p.17.

            10.Susan Crawford,Fiber:The Coming Tech Revolution- and Why America Might Miss It,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9,p.9.

            11.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第46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20年9月,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2009/P020200929546215182514.pdf,2020年12月。

            12.Paul N.Rosenstein-Rodan,“Problems of Industrialisation of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Europe,” Economic Journal,vol.53,June-September 1943,pp.202-211.還可參見Kevin M.Murphy,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W.Vishny,“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Big Push,”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97,no.5 (Oct.,1989),pp.1003-1026.

            13.https://splcgk.court.gov.cn/gzfwww/.

            14.http://wenshu.court.gov.cn.

            15.http://zxgk.court.gov.cn.

            16.http://tingshen.court.gov.cn.

            17.http://data.court.gov.cn/pages/index.html.

            18.http://www.faxin.cn.

            19.http://wenshu.court.gov.cn.最近訪問于2020年12月8日。

            20.胡昌明:《中國智慧法院建設的成就與展望:以審判管理的信息化建設為視角》,《中國應用法學》2018年第2期。

            21.崔亞東:《人工智能與司法現代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99—100頁。

            22.《科大訊飛年報:智慧政法營收同比增長28.55%》,2020年4月22日,https://www.sohu.com/a/390078763_118778,2020年12月。

            23.《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項目“面向訴訟全流程的一體化便民服務技術及裝備研究”啟動暨實施方案論證會在東南大學舉行》,2019年1月2日,https://www.seu.edu.cn/2019/0102/c17406a257060/page.htm,2021年2月。

            24.《清華大學法學院獲批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司法專項》,2019年1月2日,http://www.law.tsinghua.edu.cn/publish/law/3253/2018/20181226085134313882838/20181226085134313882838_.html,2021年2月。

            25.《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高質高效的審判支撐關鍵技術及裝備研究”項目啟動會暨實施方案論證會召開》,2019年1月2 日,http://www.scu.edu.cn/info/1207/8354.htm,2021年2月。

            26.Civil Justice Council,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for Low Value Claims,2015,https://www.judiciary.uk/wp-content/uploads/2015/02/Online-Dispute-Resolution-Final-Web-Version1.pdf,2020年12月。

            27.HM Treasury,Spending Review and Autumn Statement,2015年11月25日,https://www.gov.uk/government/topical-events/autumn-statement-and-spending-review-2015,2020年12月。

            28.Richard Susskind,Online Courts and the Future of Justi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9,pp.60-61.

            29.Herbert A.Simon,Administrative Behavior:A Study of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i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4th ed.,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7,p.4.

            30.米爾伊安·達瑪什卡:《司法和國家權力的多種面孔:比較視野中的法律程序》,第29頁。

            31.周強:《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深化司法改革情況的報告》,《人民法院報》2017年11月2日。

            32.參見金昌偉:《人工智能分案機制探析》,《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20年第2期。

            33.《最高人民法院決定取消對全國各高級人民法院考核排名》,《人民法院報》2014年12月27日。

            34.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統一法律適用、加強類案檢索的指導意見》,2020年7月26日,https://www.chinacourt.org/law/detail/2020/07/id/150187.shtml,2020年12月。

            35.Alison Xu,“Chinese Judicial Justice on the Clou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Law,vol.26,no.1,2017,pp.59-71.

            36.Larry Alexander and Emily Sherwin,Demystifying Legal Reasoning,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36.

            37.H.L.A.Hart,“Positivism and the Separation of Law and Morals,” Harvard Law Review,vol.71,no.4,1958,p.599.

            38.Ronald Dworkin,Law’s Empire,Cambridge,MA: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p.219.

            39.Niklas Luhmann,Law as a Social System,trans.Klaus A.Zieger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148.

            40.Robert J.Sharpe,“How Judges Decide,” in Rabeea Assy and Andrew Higgins,eds.,Principles,Procedure,and Justice:Essays in Honour of Adrian Zuckerma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0,pp.91-111,at 99.2

            41.鄒碧華:《要件審判九步法及其基本價值》,《人民司法》2011年第3期。

            42.參見鄭戈:《算法的法律與法律的算法》,《中國法律評論》2018年第2期。

            43.崔亞東:《人工智能與司法現代化》,第47頁。

            44.Stuart Russell and Peter Norvig,Artificial Intelligence:A Modern Approach,Upper Saddle River,New Jersey: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2016,pp.694-695.

            45.Justice Robert Jackson,in Brown v.Allen,344 U.S.443 (1953).

            46.Justice Wendell Holmes,Jr.在Lochner v.New York,198 U.S.45 (1905)中的異議。

            47.Thomas Hobbes,Leviathan,ed.Noel Malcolm,vol.2,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431.

            48.Holmes,Oliver Wendell,Jr.,“The Path of the Law,” Harvard Law Review,vol.10,no.457,1897,pp.457-478,469.

          作者簡介

          姓名:鄭戈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賽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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