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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卷本學術通史的典范 ——評瞿林東主編《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史》
    2021年10月02日 08:19 來源:《史學理論研究》2021年第4期 作者:李振宏 字號
    2021年10月02日 08:19
    來源:《史學理論研究》2021年第4期 作者:李振宏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瞿林東主編的七卷本《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史》,是迄今為止關于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的第一部通史。這部著述出自眾人之手,卻富有學術個性,是一部具有個人專著性質特色的多卷本學術通史。

      一、“總序”的指導意義

      《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史》每卷由瞿林東的一個或兩個學生合作撰寫,且大多是作者在博士學位論文的基礎上修改充實而成。這樣形成的多卷本通史,具有瞿林東鮮明的學術個性和學術風格。瞿林東學術的理論色彩,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其學術研究所達到的理論深度和思想深度;二是重視學科研究中的宏觀性、理論性問題;三是善于對所從事的研究進行理論概括。全書各卷都有很強的思想性、理論性。瞿林東為多卷本《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史》寫了一篇近三萬字的“總序”,置于各卷之首。這篇“總序”表達了作者對兩千多年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史上諸多重大問題的看法,提升了他以往對史學批評史研究的理論高度。

      “總序”是多卷本《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史》寫作的總的指導思想??梢哉f,多卷本的寫作能否獲得成功,就取決于各卷作者對這個總的指導思想的落實程度,就看他們如何把主編的寫作意圖切實地貫徹到自己的研究和寫作中,以使全書保持統一的問題意識、研究宗旨和寫作風格?!翱傂颉痹诶碚撋系膭撔录皩θ珪鴮懽鞯目偟囊?,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總序”提出史學批評史與史學史研究的區別,在寫作的側重點上與各卷作者熟悉的史學史寫法區別開來。作者認為,史學批評史研究與史學史研究的區別在于:1.具有更為廣泛的史料來源;2.是考察認識史學社會影響力的重要根據;3.促進史學概念內涵的深化和理論的生成、發展。由于各卷作者以往的學術經歷都側重于史學史的研究,這二者的區別,對各卷撰寫具有方法論的意義,要求各位作者注意史學批評史研究的特殊角度。

      “總序”提出在史學批評史寫作中應關注的主要問題:1.史學批評作為一種史學現象,它產生的原因何在;2.怎樣看待和分析史學批評主體提出問題的主要根源;3.怎樣看待史學批評的成果及其思想的社會意義、學術意義和理論意義;4.怎樣看待史學批評中出現的偏頗。這四個方面,是各卷都需要關注的共性問題,是史學批評史研究要回答的基本問題。如果各卷作者能夠很好地把握這些問題,回答這些問題,各卷在對史學批評史研究的主線的把握上,就會有一個統一的邏輯線索,而使全書構成完整的有機統一體。

      “總序”提出史學批評史研究的方法論,給各卷作者在研究方法上進行了提醒和指導。這些方法是:第一,把對歷史的基本認識和所研究的問題置于一定的歷史范圍內予以考察,這是歷史唯物論的基本方法之一,是馬克思主義歷史主義對任何歷史研究的基本要求;第二,借鑒古人提出來的有益的思想方法,如章學誠關于知人論世的思想和方法;第三,針對復雜的史學批評現象,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總序”還提出把“探索學科話語體系”作為史學批評史研究的核心問題,以提升研究的理論層次。

      這篇“總序”既是關于史學批評史研究的一項創新性成果,又對史學批評史的學術屬性、研究對象、資料范圍、問題側重、研究角度、研究方法及要提升的理論層次,提出了明確的指導意見,為各卷作者的具體研究指明了方向。只要各卷作者能夠領會其意圖并認真落實,那么,這部多卷本著作的學術專著屬性就將得到保障。

      《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史》各卷較好地完成了“總序”提出的各項要求,如“總序”提出史學批評史研究要促進史學概念內涵的深化,就在具體的各卷中得到落實。譬如關于“良史”這個古代史學思想范疇,各卷作者都深入發掘它在不同時期的內涵發展。第一卷中談到的“良史”,其內涵是能夠做到“書法不隱”的史家或學識淵博的史家,是對史家主體的評價。第二卷寫魏晉南北朝時期,作者就探討了“良史”概念的深化和發展,該時期對“良史”的理解,“除了要求史家具備像董狐一樣直書的作史態度、如實撰寫史事,還要求史家能夠在史料剪裁和結構安排上處理妥當;另外,議論和文辭也要達到一定的標準?!钡谌碜髡哒J為,隋唐時期“良史”概念的內涵又有了豐富和發展:“大致說來,中國古代史學上的‘良史’有三種含義:一是指人,即稱職的或杰出的史官、史家;二是指書,即那些規范的、嚴肅的或優秀的歷史著作;三是指人們的志向或追求的目標?!毕鄳奶岱ㄊ恰傲际分拧薄傲际分w”“良史之志”。第四卷寫五代兩宋時期,作者寫道:“曾鞏對‘良史’的概念提出了批評性的理論總結,主張從‘理’‘用’‘意’‘情’四個范疇進行歸納與總結,并提出了‘明’‘道’‘智’‘文’的標準與原則。曾鞏認為:‘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稱也?!睅拙頃鴮σ粋€概念不同時期的內涵、意蘊持之以恒地發掘,深化了古代史學概念研究,完成了“總序”提出的任務。

      “總序”中提出把“探索學科話語體系”作為史學批評史研究的核心問題,各卷也都把這個問題放到重要的地位,對史學批評史上提出的概念范疇進行系統研究和梳理。如第五卷中就單獨設立一章“史學批評觀念的闡釋”,集中研究該時期比較重要的史學批評概念采撰、事實、史例、史法、史意、良史等。其他各卷也重視對概念范疇問題的研究和闡釋,多在本卷的“結語”中予以總結。

      通覽全書,可以清晰地看到,“總序”提出的各項編纂要求在具體的研究中得到了落實和體現,使全書有了一個清晰的統一的思想邏輯,無論在體例設置還是在問題意識、研究重點、思想風格上都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給多卷本的集體著作,打上了鮮明的個人印記。這就使多卷本的合作成果,切切實實獲得了學術專著之屬性,并具有了開拓性、理論性、貫通性的學術色彩。

      二、幾項重要的學術創新

      二十多年前,瞿林東就已經開辟出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史的研究領域,為這部多卷本的《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史》的問世做了開創性奠基性工作,所以,現在的這部書要在學術思想或重大的學術觀點上實現創新,很是不易。但是,七卷本《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史》還是取得了不少新的收獲。

      (一)關于民族史學批評史的開拓

      在新中國以來的學術史上,民族史研究有豐碩的成果,但民族史學的研究頗為薄弱,民族史學批評史則幾乎沒有觸及。這次多卷本的寫作,把遼夏金元作為一個獨立的歷史階段,探討其史學批評的發展狀況,是一個新的創獲。

      從該卷的結構安排來看,作者對遼夏金元時期的史學批評做了充分展開性的研究,這是前人沒有做過的工作。瞿林東1994年對史學批評史的初步探討,并不涉及少數民族史學批評問題,這是他們在規劃多卷本的課題時提出來的新設想。少數民族史學批評史是一個新的研究領域,資料范圍如何拓展、研究價值如何評估、遼夏金元時期史學與該時期少數民族史學的界限與把握,等等,都還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該卷的研究是開拓性的,同時也預示著是初步的,但盡管如此,作者還是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作出了初步的有價值的結論。作者寫道:

      縱觀遼夏金元時期的史學批評史,其史學批評成果盡管不能與宋代和明清時期相頡頏,實際上其時具有史學批評內涵的言論、論著為數也不算少,只是由于各族批評者史學素養參差不齊,其批評見解精粗相雜,具有多層次性……這一時期史學批評的廣泛開展,各族批評者就史學問題進行的溝通和交流,影響所及還體現在文化政策上及社會文明建設上……遼夏金元時期的史學批評在政治統治和社會文明方面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這個研究,第一次為人們認識中國歷史上少數民族史學批評問題,提供了一個基礎性的研究成果,是該問題研究的奠基之作。

      (二)關于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史發展階段的劃分

      該書是第一部關于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史的通史著作,所以,無論是發凡起例,還是歷史分期,都是第一次面對,需要作者有開創性的貢獻。該書“總序”提出并論證了關于史學批評史發展階段的劃分:

      第一階段: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的開端(先秦秦漢時期);

      第二階段: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的初步發展(魏晉南北朝時期);

      第三階段: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的深入發展(隋唐時期);

      第四階段: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的興盛(五代兩宋時期);

      第五階段:中國古代多民族史學發展與史學批評(遼夏金元時期);

      第六階段: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的拓展(明時期);

      第七階段: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的集大成(清時期)。

      這種分期,把史學批評史分為開端、初步發展、深入發展、興盛、多民族史學發展、拓展、集大成等七個歷史時期,在中國古代史學發展階段的劃分方面,實現了對前人的超越。

      在此之前,關于古代史學發展階段的劃分可謂五花八門,眾說紛紜,他們沒有墨守成說,甚至也沒有墨守自己的學術師承,而是面對中國史學史和史學批評史的實際歷史狀況,重新作出判斷。之前,白壽彝曾將古代史學史分為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五個時期。瞿林東在其《中國史學史綱》中的劃分是:史學的興起——先秦史學;正史的創立——秦漢史學;史學的多途發展——魏晉南北朝史學;史學在發展中的轉折與創新——隋唐五代史學;歷史意識與史學意識的深化——宋遼金史學;多民族史學的進一步發展——元代史學;史學走向社會深層——明代史學;史學的總結與嬗變——清代前期史學;史學在社會大變動中的分化——清代后期史學。

      按照一般思維,史學批評史屬于史學思想史、史學史的范疇;史學思想與史學批評的發展,與史學的發展幾乎是同步的,有了史學就會有對這門學問的思考,有對它不同的看法與反思,史學批評史的分期與史學史的分期統一起來,不會出大的差繆。但作者沒有墨守成說,而是重新認真地面對這個問題,提出一個新的分期范例。新的分期把先秦秦漢劃為一個時期,遼夏金元獨立為一個時期;特別是后者可謂特色鮮明,第一次把西夏史學納入考察范圍,更加強化了該時期多民族史學的時代特色。該書的學術斷代可備一說,富有啟發意義。

      (三)對古代史學批評范疇的總結

      在“總序”中,瞿林東把總結中國古代史學批評概念和范疇、構造史學理論的中國話語系統,作為該書研究的重要任務。他自己總結的不同時期的史學批評概念和觀念如下:

      良史、書法不隱和史書三要素論(事、文、義),“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論,以及立典五志論(達道義,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勛,表賢能);

      素心,信史,煩省,評論,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及由立典五志論演變而來的書契五善論(達道義,彰法式,通古今,表功勛,旌賢能)和注史四旨論(以補其闕,以備異聞,以懲其妄,有所論辯);

      直書、曲筆、鑒識、探賾、疑古、惑經,以及史學功用論,史才三長論(才、學、識),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論,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為先論,史官辨職論,編年紀傳論,師古與隨時(稽古與隨時)論,形狀不實論;

      公正,議論,記注,疏謬,不實,非才,法世,會通,以及信史論,史學源起論,良史“四足”論(明、道、智、文),紀事本末論,史法論,作史三原則論(事實、褒貶、文采);

      “史筆天下之大信”論,“寧可亡人之國,不可亡人之史”論,“自古帝王得失興廢,班班可考者,以有史”論,“事”與“道”關系論,文獻論,“理”(義理、事理、文理)“情”(人情)評判標準論,“心術”為修史之本論;

      “人恣”與“蔽真”、“人臆”與“失真”、“人諛”與“溢真”,史權,平心,公議,公實,筆正,歷史評價無是非論,“經史一物”論,“六經皆史”論、評史著四旨論(據、實、慎、忠),史家修養五要素論(才、學、識、公心、直筆),“務成曩美,毋薄前修”論;

      史德,史釋,釋通,通史家風,別識心裁,記注與撰述,史法與史意,尊史,以及“于序事中寓論斷”論,“欲知大道,必先為史”論、“史者,垂于來今以作則”論,“史非一家之書,實千載之書,祛其疑,乃能堅其信”“指其暇,益以見其美”論。

      “總序”中梳理出來的這些觀念和范疇,在各卷的相關章節中,都有具體甚至詳盡的闡發,如第三卷關于“良史”的討論,第四卷關于“會通之義”的闡發,第七卷關于“史意”的討論。第七卷的作者關于史意闡發說:“‘史意’是章學誠史學批評理論體系的核心概念。章學誠多次援引《孟子》關于事、文、義的論述,且最看重義(意),所謂‘立言之士,以意為宗’。為此,章學誠用了很多筆墨來闡述義(意)是史學的靈魂這一主張……‘作史貴知其意,非同于掌故,僅求事文之末也?!穼W批評也‘貴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于形貌也’……缺少了義(意)的史書,猶如丟失了魂魄之人,唯有別具‘史意’的史書才能傳之久遠?!睙o疑,該書對中國古代史學批評概念、范疇的研究,既是拉網式的全面搜羅,又有對具體概念內涵的深入發掘,而且是一項全新的開創性的工作。

      根據該書的研究,筆者去其重復,刪去文注,大體總結為這樣一組概念:

      書法不隱,良史,信史,實錄,直書,曲筆,心術,史德,史識,史法,史意;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會通之義,通史家風,于序事中寓論斷;

      史書三要素,立典五志,史著四旨,作史三原則,“務成曩美,毋薄前修”;

      史才三長,良史“四足”,史家修養五要素,等等。

      這些或者用于對史家的評價,或者用于對史書的鑒識,或者適合于對一般史學現象的評斷,或者可作為史學批評的價值標準,構成了中國史學史研究、史學批評史研究的本土話語系統。這是該書對構建中國史學史學科話語體系的一大貢獻。

      (四)關于“史學批評”內涵的發掘,對中國學術史研究意義重大

      雖然早在二十多年前瞿林東就已經開辟了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史這個研究領域,但他一直沒有回答為什么要用“批評”之名,來探討這個實際上與傳統所說的“史學評論”并沒有本質區別的研究對象。其實,無論從詞性還是從概念的基本含義上說,批評當然也是評論,二者之間嚴格的邏輯區別是談不上的。但是,在人們的日常觀念中,“批評”與“評論”又顯然不是一個概念,“批評”二字總是帶有負面評價的意味,就像人們總是把“批判”理解為否定或“斗爭”一樣。至于為什么在研究實際的史學評論問題時,選取“批評”而不用“評論”,瞿林東在“總序”中第一次作出回答,對中國傳統學術史研究富有啟發意義。

      瞿林東在“總序”中首先說明:“本書題為《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史》而未以‘評論史’命名,也是意在突出研究者提出問題的方式和視角?!苯又?,他認真考察、梳理古代學人在評點歷史人物或論著時使用“評論”“批評”的具體語言環境,洞察其細微區別,最后得出結論說:

      大約在1700年前,中國學人已將“評論”和“批評”的概念置于不同學術領域之中,以此表述和闡說各自的學術見解,并在日常生活中也有所表現。這種現象在元明以后顯得更加廣泛。由于前人在使用“評論”和“批評”一詞時,并未對其作出明確的解釋,故難以從實質上劃清二者的界限。但中國學人有重視字義和慎于遣詞造句的傳統,由此仍可略知“評論”和“批評”的一點區別:“評論”是評量和議論,意在對事物作出適當的評價;“批評”則兼有批點和評論之意,即既包含正面評價也包含負面評價的雙重目標,因而具有鮮明的反思意識。從學術的觀點來看,“評論”多用于泛指,“批評”則與學術討論的關系更為密切。

      作者把“批評”的基本內涵最終定位于“反思”二字。批評“具有鮮明的反思意識”,這是一個重要的學術發現;這一發現把“批評”定位于“反思”,從“批評—反思”的視角寫學術史,對于書寫中國學術史具有重大意義。

      中國傳統學術中有強大的經學傳統,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中國傳統學術的批判意識,而學術的本質在于批判,沒有批判就沒有學術的生機和發展。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中講他的辯證法說:“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边@對于我們理解學術的本質具有啟發意義。

      對于批判意識薄弱的中國傳統學術來說,盡可能充分發掘其思想批判的文化要素,是一項積極的學術事業。而從“批評史”的角度去書寫學術史,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這一目標,就可以做出積極的學術建樹。不僅中國古代史學史的研究應該這樣做,其他學術史研究也應該這樣做。無疑,瞿林東開辟的從反思的角度書寫“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史”路徑,對其他傳統學術史研究具有示范意義。

      三、開拓中國史學批評史研究的廣闊視域

      是書是關于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的第一部通史,作者們“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提出了許多有啟發性的問題,開辟出一個新研究領域的廣闊天地。以下我們來討論幾個由該書引發的學術話題。

      第一個問題,關于中國史學批評史的分期。

      本書第一次劃分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史的歷史分期,提出七階段說,這里有兩個問題可以討論。其一,本書把先秦秦漢看做一個歷史階段,命之為“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的開端”,有討論的余地。從歷史本體看,先秦和兩漢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歷史階段;從史學史的情況看,多數學者將其分為兩個時期,瞿林東的《中國史學史綱》也認為其是“興起”和“創立”兩個階段,本書第一卷的“前言”中也說:“先秦時期是中國史學的興起時期,是中國史學的源頭所在?!薄扒貪h時期是中國史學的成長時期?!奔热蝗绱?,為什么史學批評史的分期不與之保持一致呢?

      作者可能是感到先秦時期作為一個獨立的歷史階段,資料少而不足以成書。但資料的多寡,不能影響到性質的判斷。其實,就該書第一卷利用的資料情況看,似還有挖掘的余地。先秦典籍不下二三十種,第一卷利用的不到十種,連包含最早學術史專篇的《莊子·天下》篇都沒有涉及,進一步挖掘的余地肯定是有的。在已經利用的典籍中,也有挖掘的余地,如《左傳》保留有不少人物評價的資料,是可以納入批評史討論范疇的?!翱傂颉敝姓勈穼W批評史與一般史學史之區別,第一點就是“具有更為廣泛的史料來源。這是因為,史學批評不僅十分關注史家群體的史學觀點,而且對于非史家群體之史學觀點也十分關注,展示出比一般史學史研究更為豐富的內容和史料來源”。筆者贊成這一說法,要擴大史料來源,放開眼界,不要被一個簡單的“史”字束縛。先秦時期,學術沒有分化,所有典籍都可以當做史書來看待,所有諸子之論,包括所謂的六經,實際上也都可以納入史學批評史的資料范圍,以豐富我們的研究。

      關于兩漢時期的資料,利用得也很有限,甚至陸賈、賈誼、董仲舒這樣重要的思想家都沒有提到,作者給自己設定了太大的局限。像陸賈的《新語》所談:“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為法,因世而權行?!睂脑u價,不以人為限,不以孔門著述為標準,而以其是否合乎實際、能否指導實踐為標準,這么深刻的見解,是不是應該看作史學批評的寶貴思想呢?重要的問題還是要放開眼界,打開思路,深耕細耘,先秦與秦漢各自立卷應該有其可能性。

      其二,關于史學批評史不同歷史階段學術特征的抽象,也有討論的余地。如何抽象或概括一個歷史階段,可以有不同的做法。本書用開端、初步發展、深入、興盛、拓展、集大成等術語,來概括不同階段的特征,提供的是一種形式。但這種形式表征的只是一種樣態,而不具有確切的思想內涵。另外一種,也是較多被采用的,是對一個時期的學術特征進行理論概括。如倉修良把中國古代史學史分為四個階段:中國史學的起源和戰國秦漢間的史學、以人物傳記為中心的漢魏六朝史學、主通明變的唐宋元史學、具有啟蒙色彩的明清史學。瞿林東也曾這樣劃分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發展階段:1.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產生——從史學意識到自覺的史學發展意識;2.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形成——系統的史學批評理論的提出;3.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發展——史學批評的繁榮和理論形式的豐富;4.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終結——批判、總結、嬗變。關于史學批評史發展的幾個歷史階段,能不能也采用概念抽象的方式來做表述呢?

      總之,這部多卷本的史學批評史著作,提出了如何劃分發展階段,以及如何概括不同歷史階段學術特征的問題,值得引起學界的關注。

      第二個問題,關于史學批評史與經學史的關系問題。

      就中國古代學術的特殊性而言,一般學術史和經學史的關系,是個需要認真研究的問題。中國的傳統學術,就其規模和傳承說,最突出的是史學、文學和經學。就其發生學上的意義說,史學的傳統最為久遠且具有為一切學術奠基的性質,最早的文獻典籍都是歷史記載。然而,秦漢以后學術分化形成不同的學術門類之后,歷史學的重要性,則讓位于經學,并逐漸變成被經學支配的學術。史學與經學的關系,就像文學的“文以載道”一樣,成為經學的附庸。劉家和曾談到古代史學與經學的關系,判斷儒家經典是史學研究或史書編纂的指導思想。他說:

      杰出史學家劉知幾盡管曾在《疑古》、《惑經》諸篇中對儒家經典有所致疑,但是他又曾說:“夫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無例則是非莫準。昔夫子修經,始發凡例,左氏立傳,顯其區域??茥l一辨,彪炳可觀?!?《史通·序例》)“孔子曰:‘唯名不可以假人?!衷?‘名不正則言不順,必也正名乎?!侵壑?君子所急。況復列之篇籍,傳之不朽者邪。昔夫子修《春秋》,吳楚稱王而仍舊曰子。此則褒貶之大體,為前修之楷式也?!?《史通·稱謂》)劉知幾強調例和名的重要性,就是堅持在史書中貫徹儒家經典的指導思想。當然,這對于封建時代史學家劉知幾來說是不足為奇的,而且以后的封建史家幾乎莫不如此。

      筆者認同這一看法,特別是在宋代理學之后,經學的春秋筆法幾乎完全左右了史書的編纂。史學與經學的關系如此密切,那么,史學批評史與經學史的關系如何呢?思維的常識告訴我們,任何批評的立足點都是史家主體的世界觀、歷史觀,而這些被古人目為“道”的東西,是史家主體進行任何歷史評說的指導思想、原則或依據,它們從何而來?荀子早已闡明了這個道理:“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睔v史學家評點歷史、史家、史書的指導思想,就出自圣人留下的《六經》,故而史學批評史與經學史有著須臾不可分離的關系。經學是發展的,是以有經學史;史學和史學批評也是發展的,它們的發展史就和經學的發展史有著大體平行演進的關系。宋代理學產生之后的經史關系,不同于漢代的經史關系,也是不言自明的。但不管不同時期經史關系的具體內涵如何變化,史學作為經學附庸的地位,史學批評史與經學史的密切相連,自漢代由于獨尊儒術而形成之后,基本是不變的。

      有鑒于此,在史學批評史的研究中,著力探討它和經學史的關系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甚至可以說,史學批評史與經學史的關系,應該作為史學批評研究的主要線索之一,在多卷本史學批評史各卷中,應設立專章給予必要的關注。這是筆者在思考史學批評的指導思想問題時的一點收獲,也是對這部多卷本著作的一點建議。

      第三個問題,對于不同時期史家主體所依循的史學批評原則或標準,應給予必要的關注。

      關于古代史家史學批評思想的挖掘,是“總序”提出的史學批評史研究的主要任務之一;而在史學批評思想范疇中,最重要的思想要素,大概應該是史學批評的標準問題。史家主體如何進行史學批評,他要遵循什么原則,可能不是每個史家都有清晰的認識,但無論如何,他的批評都一定被某種原則所支配?;蛘呤敲鞔_的,或者是潛移默化的,批評的標準一定是有的。致力于古代史家史學批評標準的探討,可以給今天的史學批評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從史學史的實際出發,古人是缺乏必要的理論自覺的,他們很少直言自己的價值標準,但標準意識卻分散地深埋在他們大量而零星的思想資料中,需要我們去爬梳整理,精心提煉。章學誠《史德》篇說:

      蓋欲為良史者,當慎辨于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茍允知之,亦足以稱著述者之心術矣。而文史之儒,競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烏乎可哉?

      這里的“盡其天而不益于人”就是一個很好的批評標準。一切歷史著述,都應該盡可能真實地反映歷史的客觀面貌,而不過多傾注著史者的主觀偏見,能不能做到這一點,是判斷史書質量的基本標尺。拿史書反映歷史客觀性的狀況作為標準,不僅在古代,即使在今天,也是需要堅持的史學批評標準。挖掘這些史學批評思想,具有重要意義。

      本書第四卷談到吳縝的修史三原則:“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實,二曰褒貶,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書,斯謂事實。因事實而寓懲勸,斯謂褒貶。事實、褒貶既得矣,以資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庇檬聦?、褒貶、文采作為衡量史書的優劣,當然是一個很明確的價值標準。

      陸賈所言:“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為法,因世而權行?!庇弥魉枷氲膶嵺`效果,用史書的實際鑒戒價值作為評價尺度,自然也可以視為一種價值標準。

      本書第六卷提到了史學評價標準問題。作者寫道:

      自孟子稱孔子《春秋》“其義則丘竊取之”以來,史義已經成為史學批評的一個核心內容。誠如前文所言,明人對史義的關注貫穿整個有明一代。其中涉及的具體矛盾應當是超越前代的:不作評論,還是予以價值判斷?評價時是以圣人為則,還是私填胸臆?圣人傳統當遵《春秋》《資治通鑒》,還是《資治通鑒綱目》?編年與紀傳孰優孰劣?歷史有統緒還是無統緒?哪些政權當歸于統緒?……在李贄之前,這些問題似乎各自皆可成辭;但是,李贄批評眾人“咸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之言一出,有如石破天驚,一切批評隨之功虧一簣。這是明代史學批評在評價標準方面取得的最高成就。

      由是言之,《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史》提煉出來的不少概念和觀念,都可以歸納到評價標準的范疇中,只是現在我們還沒有從評價標準的角度去思考闡釋它,沒有從這個角度去進行概括和提煉。以筆者之見,如果在史學批評史的著本中,加入一個史學批評標準作為研究角度,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研究的理論層次。關于古代史學批評價值標準的研究,也可以作為史學批評史進一步深入探討的研究范疇。

      總之,瞿林東主編的《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史》是當代中國史學史研究的一項里程碑式建樹。它不僅開辟了一個宏闊的研究領域,而且由于主編的學術素養及其學術個性和學術風格的灌注,使得這項出自眾人之手的成果,打上了鮮明的個性化印記,在當代學界獨樹一幟。其間的學術創新性成果,也將激發學術同好的研究興趣,以共同致力于這一研究領域的深入開掘。史學批評史研究意義重大,正像瞿林東所說,史學批評是走向理論研究、理論創獲之路。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由瞿林東開辟的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史研究,以及它的示范效應,將為中國史學的理論提升帶來新的契機。(注釋從略)

      (作者系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黃河文明協同創新中心教授)

    作者簡介

    姓名:李振宏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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