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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史研究:對民族—國家話語的反思與構建
    2021年10月02日 08:39 來源:《史學理論研究》2021年第4期 作者:曹小文 字號
    2021年10月02日 08:39
    來源:《史學理論研究》2021年第4期 作者:曹小文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提要:當今世界范圍內的全球史研究形成了試圖擺脫傳統民族—國家話語與突破西方中心話語藩籬的兩種重要趨向。全球史研究致力于打破傳統民族—國家話語,推動當代史學發生卓有成效的變革,但并未改變全球史話語構建者內在的民族—國家身份及其特定的文化訴求。除英、美、德、法等主要發達國家外,當前非西方國家的全球史研究和書寫,反映了全球史領域突破西方話語藩籬的新趨向,是世界多極化在文化領域的反映。我們所追求的具有中國特點的全球史,不僅僅是研究空間上的拓展與歷史主體多元化的刻意塑造,而是通過不斷發掘人類歷史時空內涵的文化積淀構建的新型全球史。它基于全球視野對中華民族發展長河中重大歷史問題的重新解讀,在致力于突破西方話語藩籬的同時,發掘出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世界之所以為世界的歷史演進和現實呈現,是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探索中國歷史之世界意義與世界歷史之中國影響的新型世界通史。

      關鍵詞:全球史;全球化;民族—國家話語;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

     

      全球史、全球史觀在國際史壇興起于20世紀50年代,與世界史近乎同義。20世紀60年代以來,出現了各種各樣的世界史著作,有些已有擺脫“西歐中心論”和“歐美中心論”的意識,嘗試從全球文明史的視角來研究世界歷史,威廉·麥克尼爾的《西方的興起》的出版是全球史作為一個領域誕生的重要標志之一。20世紀七八十年代出版的世界史著作,反映出西方學術界打破傳統“歐洲中心論”和殖民話語的史學思潮,這一時期興起的“全球化的歷史”被認為是全球史的核心。20世紀90年代,全球史研究依托較為宏大的研究視野和對“歐洲中心論”的批判意識,迅速發展。21世紀以來的全球史研究,由于契合了中國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的文化需求,在中國得到廣泛而深入的傳播。一般認為,全球史研究在中國史學界零星出現于20世紀80年代,興起于90年代,受到普遍關注并逐漸形成新的研究領域則是在21世紀。這一時期,西方學術界關于世界史或全球史的各種觀點迅速被譯介、評析,深刻影響了中國全球史研究的發展。全球史研究的持續深化在中國學術界產生了廣泛影響,形成一股強勁的學術潮流,在拓展當代中國史學的研究深度、克服碎片化研究傾向、推動歷史學發生變革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從總體上講,雖與世界歷史學差不多同時“進入了全球文明史或整體歷史(總體史)的時代”,中國全球史研究卻存在一個“不斷被發現”的過程——從認為中國的世界史不包括中國史、全球史是與世界史根本不同的全新研究理念和編纂方法,到認為中國的世界通史研究也是全球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反映出中國學者對全球史研究的新認識。

      從整體上看,全球史研究雖然在深化諸如對“西歐中心論”與傳統民族—國家話語的批評,圍繞全球史與帝國、殖民主義研究的爭論,對全球化與本土化等問題的認識上取得了積極進展,但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卻是重新檢視民族—國家話語之于全球史構建的作用和意義,亦即全球史與民族—國家話語的關系問題。本文即圍繞這一問題展開辨析,探討當前西方全球史研究中存在的去資本主義化傾向和西方中心論傾向,闡述民族—國家話語在全球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就如何探索具有中國特色全球史提出自己的思考。

      一、打破傳統民族—國家話語的世界歷史編撰探索

      本文所論全球史指的是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曾經發生的個體、群體、民族、國家、地區之間的橫向關系以及與外部環境之間的相互聯系,是人類社會從分散到整體的客觀歷史發展進程,特別是全球化的歷史發展進程。全球化正在把世界聯結成一個密不可分的有機整體,整體發展和一體化趨勢已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顯著特征。20世紀是全球化的世紀,全球化在使各個國家和地區相互依存程度不斷加深的同時,也使所有國家、地區及其社會各層面的活動具有了空間上的全球性。事實上,只要是“睜眼看世界”的人都能夠明顯地感受到跨越地理界限的全球性力量和全球性問題,可以看到正在形成的全球性趨勢。人們的世界觀、歷史觀開始發生重大變化,并清楚地認識到,個體、社會群體、組織,甚至民族—國家均處于聯系密切的各種網絡中。這些日益發展的全球化因素和不斷涌現的生態環境、社會治理等全球性問題,除了在現實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外,在文化上也要求重新整合歷史知識,形成看待歷史的新視角、新話語,賦予歷史上的全球性力量和全球性聯系以新的時代特征和思想內涵。因此,反映這些趨勢和潮流的全球史研究日益發展。

      20世紀50年代以來,全球史研究者開始有意識地打破源于西方的傳統民族—國家研究范式,關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人群、社會、民族和文明之間的聯系與互動,力求從人類史的整體視角出發重構世界歷史,將研究視野轉向歐美發達國家以外的地區,轉向跨地區、跨國家,乃至全球的廣闊空間。因此,跨國視野成為全球史研究者的重要共識。從全球史研究與編纂層面看,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全球史研究領域產生了一些具有上述鮮明理論特征和自覺探索意識的代表性著作。英國學者巴勒克拉夫1964年出版《當代史導論》,提出了全球史觀,并在《當代史學主要趨勢》和《泰晤士世界歷史地圖集》等著作中作了系統闡釋。美國學者斯塔夫里阿諾斯1970年出版《全球通史》(迄今已有七個版本),將研究重點放在對人類歷史產生重大影響的歷史運動、歷史事件及其相互關聯和相互影響上。美國學者杜贊奇1995年出版《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一書,將對民族國家的解構與對“線性史觀”的批評相結合,力圖發掘被傳統民族—國家敘事掩蓋的歷史。進入21世紀,美國全球史學者帕特里克·曼寧的《世界史導航:全球視角的構建》和麥克尼爾父子合著的《人類之網:鳥瞰世界歷史》均反映出擺脫以傳統民族—國家為中心的歷史敘事,強調跨國聯系、跨國紐帶和發掘社會空間的強烈意圖。作為對全球史觀的回應,德國史學界形成一股跨民族史研究熱潮,重點關注跨民族的歷史空間,強調各種社會歷史現象之間的聯系與互動。以格布哈特《德意志史手冊》為代表的德國通史清晰地反映出從傳統的以國家和民族為主要認知視角的世界歷史釋讀取向,向以整體的、跨民族和跨國家為審視視角的全球史取向轉移的過程。在法國,年鑒學派已經開始拋棄“歷史為民族敘事服務”的觀點,帕特里克·布瓊主編的《法蘭西世界史》更是將“民族國家不能構成充分闡釋其自身歷史的有效框架”的學術旨趣發揮到了極致。這類全球史著作著力探研世界范圍內的交互性“聯系”與“互動”,反映了這樣一個客觀實際,即隨著各民族各國各大洲之間的界限被打破,全球性成為現代世界區別于前現代世界的一個重要特征。與以往基于傳統民族—國家話語的歷史敘事相比,全球史研究呈現出以下三個特點。

      一是研究空間由民族—國家為主體的地域轉變為跨民族—國家、跨地區,乃至全球。在全球史視野下,人們嘗試突破傳統的以民族—國家為空間地域的世界歷史釋讀框架,將認知重點從逐個考察各民族和各國家的縱向發展歷程來認識世界,轉向從整體上有重點地呈現跨國家、跨民族乃至跨地區的橫向發展聯系來重新書寫世界。在這樣的形勢下,全球史被認為是反映過去人類一體化進程的整體性發展存在,而全球史研究的基本理念則是倡導打破傳統民族—國家的研究框架,將研究對象放置于更為廣闊的相互聯系的整體空間中考察,力求在跨國,有時是橫跨大陸的空間內,研究涉及不同性質的社會和文化。這是全球史研究區別于以往世界史研究最明顯的特征。

      二是研究對象由民族—國家轉變為從宏大歷史主體到微觀個體層面的“聯系”與“互動”。目前的全球史研究,倡導將研究對象置于互動網絡體系中,以互動來理解歷史,也就是將“聯系”與“互動”看作重新認識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理念,嘗試將氣候、環境、一切生物和微生物統一納入人類“生物圈”來考察。這極大豐富和深化了當今世界史的內涵和外延。它研究的大規模移民、物種遷徙、疾病傳播、長途貿易、技術轉移、帝國擴張、軍事戰爭、文化交流、宗教傳播和環境變遷等都是不同地域、民族、文化的人們“聯系”與“互動”的具體表現形式。這些研究對象既可以是宏觀的思想理論,也可以是微觀個體的實證考究,但都要求具有全球史觀的獨特視野。

      三是研究方法、研究理念由注重縱向發展歷程的考察轉變為突出橫向結構層次的挖掘。與以往注重縱向時間維度的世界史研究不同,全球史在空間上并不是要書寫涵蓋整個世界的歷史,而旨在樹立一種“全球性語境”的意識,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上更傾向于改變局限于傳統民族—國家歷史的書寫范式,擺脫傳統民族—國家范式與歐洲中心主義視角的束縛。全球史,“不是指日益趨同,而是指日益相互依存、世界不同地區之間在不同分析層面上加強相互理解、互動和交流的歷史”。在研究方法上,全球史跨越學科領域,既注重把握整體、呼應全局,又注意局部互動、發現聯系。從編寫形式看,全球史似乎更青睞不同領域的專題史研究,從劍橋中國史系列到哈佛中國史系列無不如此。上述《法蘭西世界史》將超過三萬年的歷史用146個年份串聯起來,各章節之間并無任何連續性,被稱為用時間編排的“百科全書”詞典。再如,德國學者于爾根·奧斯特哈默的《世界的演變:19世紀史》,將整個19世紀史不僅分成了包括時間、空間、定居與遷徙等11個層次,還闡述了能源與工業、勞動、網絡、等級制度、知識、“文明化”與排異、宗教七個主題。美國學者理查德·W.布利特的《20世紀全球史》在不到50萬字的篇幅里更是設置了23個專題。

      全球史研究呈現的上述三個特點,反映了當今世界發展的全球化趨勢。然而,另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當今世界上的民族、國家并沒有因全球性因素的增長、全球化的深入發展而式微,伴隨世界范圍內反全球化浪潮的興起,它們更加呈現增強和凸顯之勢??鐕?、國際組織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迅速發展使國家權力在表面上似乎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但卻使資本更加依賴強大的民族—國家的推動與支持,近代資本的殖民化擴張是這樣,當前世界的多極化發展也是如此??v觀整個人類歷史進程,國家的發展脈絡依然是清晰可見的:從作為早期人類文明重要標志的國家的產生,到世界歷史上帝國的出現,到近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快速發展,再到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民族—國家形態的新發展。這表明:只要民族國家存在,它始終會與人類文明歷史的發展密不可分,民族—國家話語也始終是認識世界歷史的一把鑰匙。因此,深入分析、恰當認識民族—國家話語在當前全球史領域中的種種表現及其在全球史理論中的地位和作用,應為當前全球史研究的重要任務之一。

      在民族—國家仍為國際政治行為主體的當下,書寫不屬于任何一個民族的歷史的可能性值得懷疑,即便是對于全球史研究來說也是如此。二戰后各國歷史學家在全球史和后現代主義等史學思潮的影響下,在反對 “歐洲中心論”基礎上,紛紛嘗試批判或擺脫傳統民族—國家的話語敘事,這種將國家歷史和人類、自然等全球性的聯系、交流與互動結合在一起的新的歷史研究類型,確實給人們提供了一種“共享”全球性變化與發展的印象,除了要共同面對民族敘事在大眾歷史想象中的主導地位外,還不得不面對全球變暖、難民危機、流行病、戰爭和恐怖主義等諸多全球性問題的挑戰。但很顯然,民族—國家話語并沒有在全球史研究中消失,相反,全球史研究早已經成為重新書寫民族—國家歷史的新領域,民族—國家話語體系因之也獲得了新的學術生命力。正像入江昭所指出的,民族—國家“仍舊是理解歷史一個關鍵性的解釋框架,并且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它的重要性不會降低”。伊格爾斯和王晴佳認為,“盡管像歐盟那樣的跨國政府已經創立,民族國家甚至還擴大了自己的功能?!笔聦嵤?,只要民族—國家繼續存在,民族—國家的歷史也就將繼續在歷史編纂中占據廣闊空間。從這個意義上講,民族—國家無論是從研究范式上看,還是從研究內容上看,遠沒有退出全球史研究領域,而是與物種、戰爭、貿易、疾病、災害、生態、氣候、帝國、宗教等視角逐漸融合,形成諸如人口遷徙史、疾病史、災害史、帝國史、海洋史、跨區域史、氣候史、大歷史等全球史研究新領域。

      從當今全球史研究和撰述實踐看,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全球史研究中的民族立場和國家立場并不比其他歷史著作中存在的傾向少。梅根·沃恩認為,國家是當前在新的全球敘事中尚未充分探索的主要領域,當人們尋求超越各個民族國家的歷史時,國家在全球事務中的作用仍然至關重要。即使是主張以新世界史或全球史研究取代民族國家和個體社會的本特利也不得不承認,民族國家和個體社會作為分析單位,依舊是和跨地區、大陸、半球、大洋和全球等框架一樣,“能夠為許多歷史進程的分析提供合適的語境”。美國學者斯文·貝克特在《棉花帝國:一部資本主義全球史》中充分闡述了國家在全球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他看來,國家在推進棉花資本主義的同時,也在推進自身構建,而恰是因為國家在新一輪的全球化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全球棉花帝國比從前更加依賴于強大的民族國家與帝國”,雖然全球史敘事框架把研究對象帶出國家史和地方史的局限,但并沒有割裂新敘事與國家史和地方史之間的深刻聯系,國家和國家行為仍是理解全球化的關鍵。全球史使民族—國家話語體系的意義變得更加復雜化,全球史的視角沒有將民族—國家視為多余和過時,而是通過對全球史的書寫來重塑民族—國家的存在形態和歷史意義。

      這種全球史研究只是將研究對象由傳統世界史分析框架下的基本研究單位——民族—國家變成了全球性的“聯系”與“互動”,而研究者本身的民族—國家立場并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并且這些立場和訴求最終還是要在研究中體現出來。這恰是目前許多全球史研究者或忽視、或有意遮蔽,甚至諱莫如深的地方。今天,一些全球史研究者將大量精力投注于環境、氣候、疾病、物種、商貿、文化、移民、宗教等領域,有意無意地剔除和屏蔽政治、意識形態等因素,這固然是在糾正“西方中心論”等弊端,但也在不同程度上遮蔽了處于世界體系邊緣的國家和地區爭取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正當性與合理性。此類全球史話語不僅掩蓋了中心國對邊緣國的經濟剝削和政治操控,而且也呈現出一種去國家化、去民族化的研究路徑,被認為具有“把近代早期的全球交往與歐洲自身資本主義的發展割裂開來,甚至‘去’資本主義,使資本主義的發展與近代以來的世界歷史進程脫鉤”的傾向。這種全球化中的“去”資本主義化傾向,在過去的20年里,使得人們不愿意談論資本主義,更傾向于使用強調全球性聯系和互動的話語,客觀上淡化了這種關系的不平等性質,遮蔽了19世紀以來資本—帝國主義依靠暴力和血腥侵略所建立的全球殖民體系。當備受推崇的“聯系”“互動”和“交流”等詞匯被頻繁用來描述近代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國家關系的“去資本主義化”時,其中的一個結果便是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人們關于全球化進程中西方殖民體系對世界其他地區造成壓迫與剝削的認知,遮蔽了全球史中的很多歷史主體在本質上與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的一致性。由此,我們不難看到:以“互動”“交流”為主題構建的全球史,始終無法完成打破民族—國家話語的“驚鴻一跳”,相反卻在最本質的意義上,自覺不自覺地書寫著全球化進程中特定的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的歷史。

      二、非西方民族—國家的全球史編撰

      正如世界多極化日益成為世界歷史發展不可阻擋的趨勢一樣,文化多樣性也愈發成為推動世界歷史前進的潮流,成為推動經濟全球化日益深入發展的重要力量。民族—國家在經濟全球化中的重要性愈益凸顯,世界經濟發展重回“經濟主權”時代,在文化上的獨立意識和多樣化發展愈發自覺,這在全球史研究方面引發了重要變化。目前,占據主導地位的西方全球史研究,特別是帝國史研究,仍在對非西方國家的歷史文化進行強力闡釋和規訓重塑,試圖在世界政治經濟新格局、新秩序下對世界歷史進行解構、重構和再包裝。比如,新清史學者聲稱以全球視角來重新探討現代世界秩序的形成,試圖構建出清朝的帝國本質及其濃厚的內陸帝國特色,從而得出清朝具有殖民主義特征的結論。新清史學者通過有意提前近代殖民主義產生和擴張的時間、拓展近代殖民主義活動空間,使得殖民主義的暴力、血腥,以及資本擴張所帶有的“血和骯臟的東西”,一并成為各個民族,乃至世界歷史發展的普遍存在。這樣就可以將“帝國”理解成一種在民族和文化多樣性條件下保證政治穩定的統治形態,而不僅僅是歐洲殖民者的罪孽,殖民行為也大可看作人類歷史進程中的一種自然現象,是天經地義的了。這種帝國史研究的泛化與前述“去”資本主義化,共同構成了當今西方全球史研究中的兩大強勢話語。與此同時,國際史學界也顯示出越來越多非西方民族—國家學者研究和編寫全球史的新嘗試,這在一定意義上改變了西方學者在全球史研究中占主導的局面,推動形成了全球史研究領域多中心、齊流并進的新態勢。

      全球史的形成,實質是生產力迅速發展基礎上各民族普遍交往的結果,而各民族、國家之間的普遍聯系,毫無疑問也就成為全球史研究的重要內容。全球史觀不應該是以西方文化為唯一核心內容的歷史觀念,更不應為西方文化所獨有,全球史分析并不意味著“必然就會成為帝國主義或者全球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工具”,它是歷史認識的一種新方法、新視角,是呈現人類歷史的一種歷史編纂形式。一部全球史著作表現出怎樣的意識形態傾向,關鍵要看是誰站在怎樣的立場上來使用它。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發展的今天,任何一個國家對本土價值的重建已經沒有可能通過躲避或排斥經濟全球化、現代化的浪潮和趨勢來進行,對于各式各樣的“中心論”的批判和質疑,不可能通過思想上的“閉關自守”和強調純而又純的思想文化來完成,“不應該從所謂原生文化精髓開始,而應始于重建傳統形式的地域歸屬感與‘文明’被重塑的過程”。正如有學者指出:“發展中的落后民族在面對全球化所帶來的挑戰時,應該正視現實、積極參與到全球化的大潮中去,爭取機會,加速發展,只有這樣才能融入國際社會發展的主流,與整個世界的發展互動?!睆倪@樣一種理念、方法出發,不同的國家和民族、不同的歷史思維和歷史認識,會做出不同的價值判斷,從而使全球史呈現出更加豐富多彩的內容。

      眾所周知,全球史研究自20世紀中期出現以來一直標榜并致力于反對“歐洲中心論”,擺脫各種地域、種族、國家權力的偏見,書寫處于多種文化統一過程之中的整個世界。在一些全球史學者看來,歐洲中心主義、東方主義、種族主義和其他富于進攻性的民族中心主義的視角,都不可避免地歪曲其他民族和社會的形象,因而,全球史研究理應跳出將一些歷史經歷看作完全特殊的、無從比較的并與其他人的歷史毫無關系的窠臼,在更大范圍的歷史語境中理解全人類的經歷,即“以不同的視角審視世界,將我們對過去的詮釋去中心化”,客觀地看待不同觀點,“而不是強調這些觀點之間的差異是固有的文化差異”,惟其如此,才有機會擺脫歐洲中心主義和其他民族中心主義歷史觀。在此,康拉德對全球史研究中實現“去中心化”的途徑提出了自己的認識:一方面要處理好根深蒂固地內植于知識生產學術機構中的“歐洲中心論”與不善交流的本土化范式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要處理好各個民族—國家在其撰寫的全球史中表現出的主體性與新型中心論之間的界限。在康拉德看來,“全球性”(globality)命題總是直接與利益、立場和權力關系掛鉤,受制于知識生產的等級秩序,這也就意味著意識形態性與“全球性”無法徹底分開,很大程度上體現在全球史研究的中心和視角上。因而,通過編寫所謂“去中心”的全球史是不可能做到完全的中立和客觀的,其實質也就只能是一種倡導所謂無中心的“西方中心論”。因為,以西方為主導支撐的“全球”一詞的話語和概念掩蓋了形塑現代世界的社會等級秩序與權力不均,以及深受權力不均與暴力影響的“去政治化”的事實??道逻M而分析指出,之所以能夠造成這種格局并不是這些術語和概念“具有內在的普世特質,它們的主導地位往往得力于強制與壓迫,以及對其他概念的排擠”,所以他更強調“以開放的心態面對概念創新,以及源自非西方歷史研究的新術語的引入”。

      學者們開始意識到非西方的視角對于描繪世界歷史的可能性,并且紛紛為此作出積極嘗試。越來越多的非西方國家學者圍繞“如何界定人類歷史的統一性”“如何理解文化的多樣性”等重要問題“進行持續的對話、交流甚至競爭”,越來越多的“西方外部”國家源源不斷地向世界提供不同的方案和智慧。他們“一方面試圖找到一條使自己國家實現物質現代化的道路,另一方面,也在嘗試在這個過程中尋找一種對現代世界的描述方式”。非西方國家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興起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主體性意識覺醒的宏大潮流,在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影響下,不斷對自身歷史主體性與舊帝國秩序進行理論性思考與實踐,呈現出越來越自覺的全球史意識。在西方學者當中,斯塔夫里阿諾斯較早認識到這股宏大潮流的全球史意義,專門撰寫了全球史經典名著《全球分裂》一書來探討第三世界的興起??道聞t從理論上探討了非西方國家的歷史研究在全球史領域明確反歐洲中心主義方面所具有的地位和優勢。他認為:“‘西方’與其他地區的交互關系、非西方行為體所扮演的角色,會跟南—南關系一樣被認真對待?!蹦壳?,產生較大學術影響的主要有下面幾個流派。

      一是印度庶民學派。代表人物是拉納吉特·古哈(Ranajit Guha)、薩義德·阿明(Shalid Amin)等人。該學派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主要通過底層立場、跨學科方法和文本批判性的話語分析,努力構建一種在西方話語和模式之外的,能夠展現第三世界歷史發展差異性和多樣性的非西方歷史書寫新范式。面對風起云涌的全球史研究浪潮,印度學者提出“再不能不假思索地將歐洲人的概念移植到非西方語境之中”,而是要“重新找回印度自身邏輯的權威,并以此界定印度及其他前殖民地國家的歷史”。印度庶民學派對于殖民主義史學的質疑與批判,以及以后殖民主義為研究視角的歷史編纂實踐,給學界提供了一個構建非西方史學新范式的典范?!暗讓友芯俊毕盗袇矔蚨靡院蛺鄣氯A·薩義德的《東方主義》相提并論,被認為不僅對改變西方、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歷史思想和寫作有著重要意義,對中東和亞洲也有重要意義。有國外學者將類似庶民學派等學術團體看作全球史領域批判“歐洲中心論”的先驅,更有印度學者直接探討了庶民學派和全球史的關系。

      二是尼日利亞伊巴丹歷史學派。伊巴丹學派出現于20世紀50年代,其代表人物有著名歷史學家肯尼斯·戴克(K. O. Dike)和阿德·阿賈伊(J. F. Ade Ajayi)。該學派主要致力于打破由歐洲史學派生的研究方法和概念框架,側重本土化的研究方法,構建非洲的本土史學。這類學術思潮對國際學術新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對全球史學研究形態的轉變更是難能可貴”,成為全球史研究領域的一支新興力量。盡管非洲歷史研究還存在很多顯而易見的局限,但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其進步意義在于通過這些學者的努力,使得“歐洲中心論所鼓吹的把非洲視為沒有歷史的大陸的觀點已經壽終正寢”,非洲歷史日益成為全球史研究無法忽視的內容。伊巴丹學派的成就主要體現在大量學術著作的出版、理論觀點上的突破和研究方法上的開拓,與坦桑尼亞的達累斯薩拉姆學派、塞內加爾的達喀爾學派共同成為“非洲史觀”的代表性學派。值得注意的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編寫的八卷本《非洲通史》的絕大多數主編來自非洲的中南部,這表明非洲的專業學者在國際學界非洲歷史研究中正在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對“非洲歷史的重寫”,強調應當脫離“歐洲擴張”框架,樹立自身主體性,在某種程度上表明已經具有全球史視野的非洲史研究正日益成為新的發展趨向。

      三是日本的全球史研究。日本學界的全球史研究體現出日本學者鮮明的民族—國家構建意識,具有較強的政治色彩。岡田英弘的《世界史的誕生:蒙古帝國的文明意義》強調消解傳統歷史書寫中的東西方界限,試圖從全球史的視野重新詮釋東亞文明。以杉山正明為代表的日本全球史研究者的目的則更為明確,即:“將現有的世界史敘事,悉數作一次拆解,然后再加以重新組合,也是一種解決辦法。這在日本若能實現,說不定反倒會出現一個更好的世界史圖像,一個由日本發聲的世界史?!边@個新構建的“世界史”,就是要對以往的“以西歐中心主義的西洋史為主,再加上從中國史出發的東洋史的基本結構”作徹底的改變。很顯然,這也就是日本人心中的“全球史”,羽田正將其歸納為“全球史”的日本視角。溝口雄三認為,把世界作為方法來研究中國,這樣的世界歸根結底只不過是歐洲而已,而以中國為方法研究世界,就是要呈現“把中國作為構成要素之一,把歐洲也作為構成要素之一的多元世界”,“就是要用這種連同日本一起相對化的眼光來看待中國,并通過中國來進一步充實我們對其他世界的多元性的認識。而以世界為目的就是要在被相對化了的多元性的原理之上,創造出更高層次的世界圖景?!敝档米⒁獾氖?,日本講談社推出的21卷《興亡的世界史》,以帝國為錨點,橫向連接各個地區,構建出全球歷史的四維圖景,其中文版首輯已推出九卷,與講談社《中國的歷史》合為雙璧,基本代表了日本全球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上述各國的全球史探索表明,突破西方話語的束縛正在取得積極進展。值得注意的是,東西方學界仍有不少人看不到這些變化,頑固地堅持西方話語決定論。比如,一些西方學者對能否沖破西方話語藩籬問題討論的結果是:歷史學家們要么成功地,要么頗費周折地將他們的觀點移植到西方理論和概念的基礎上,雖然跨專業研究領域和學科之間的對話容納了更多角度,但目前這些社會科學分析類別不可避免的是西方的。具體到中國,尚有一部分學者一方面沉溺于西方話語中自怨自艾、不能自拔,認為“無法跳出世界歷史的語境討論中國,更無法在西方之外建構一個自給自足的中國”;另一方面還把非西方國家學者站在自己立場上開展的全球史研究斥之為另外一種“中心論”。這種觀點看不到全球史研究的發展變化,不承認世界政治經濟新格局、新秩序給文化發展帶來的決定性影響,抹殺了全球史研究背后的“主導全球政治經濟體系的物質因素與結構因素”,因此是沒有前途的。這些觀點事實上已經成為非西方民族—國家的全球史研究進一步發展的障礙。

      各國興起的全球史研究表明,越來越多的非西方學者正在嘗試擺脫有關世界秩序的西方學說糾葛,即保有西方文明現代化的積極成果與拋棄西方殖民主義的兩難處境,試圖跳出以西方為主導的傳統民族—國家話語,重新書寫新的具有全球視野和品格的民族—國家史。這些非西方“歷史學家對重新規劃和重新定義國別史范式的參量產生了新的興趣”,形成構建非西方全球史的種種學術探索。全球史研究的這一新趨勢,顯示出西方話語越來越無法維系其霸權和壟斷地位,日漸泯為眾多知識構建話語和知識生產中心的一種,包括西方與非西方在內的多中心知識生產格局已經初露端倪。國際學術視野下的全球史研究,固然需要一個國家的學者撰寫出盡可能客觀、盡可能為各國學者所認可的全球史,更多的可能則是不同國家的全球史成果之間的交流與碰撞,在相互激蕩中共同促進全球史研究的發展。事實上,這是一種無法阻擋的文化潮流,也是全球史編撰避免陷入“西方中心論”或者去中心化窠臼的唯一可行途徑,它本質上是世界多極化發展在思想文化領域的真實寫照。從整體上看,全球史研究是在包括西方與非西方不同國家、民族推出的全球史成果不斷交流碰撞、激蕩揚棄的基礎上向前發展的,而單純所謂“去”中心化的全球史研究,在某種意義上仍然是一種維護既有的“西方中心論”的話語決定論。

      文化從來都是在相互借鑒和交流過程中融合發展的,作為“文化中的文化”的歷史研究當然也不例外。具體說來,中國全球史研究要獨立地對世界歷史進行研究和思考,不可能去抵制全球化時代的到來,更不能去被動適應強勢文化國家的全球化模式,將自己的頭腦讓與他人作思想的跑馬場,希冀在別人的概念體系中完整地闡釋自己的觀點,而應該在全球化背景下,更好地探討如何平衡拓展中國歷史時空內涵與增進中國歷史文化認同兩者之間的關系,將西方和非西方的歷史放到全球史進程中加以敘述和書寫,自覺地構建有中國風格和特點的新的世界史理論體系和話語系統。這在某種意義上既能夠拓展和豐富中國歷史的內涵,又可恰當地對待基于19世紀西歐學術領域框架和價值基準的歷史書寫范式,以改變“全球史中的大多數話題是由西方歷史學家書寫的,90%的全球史的重要著作缺乏東方視角”的狀況,探索全球化時代更趨真實的世界史圖像。這樣的全球史研究,應該成為構建當代中國歷史學,乃至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內容。

      三、探索構建中國特色全球史范式

      一般而言,通史編撰水平集中體現著一個國家歷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全球史編撰反映著一個國家的歷史研究對本土化與全球化關系問題的把握,從較高層面上體現出整個國家理性思考世界歷史發展大勢的能力與水平,標志著這個國家和民族對世界歷史進程的參與水平和融入程度,及其文化在世界學術發展中的話語權。這觸及如何恰當處理文化的民族化與現代化、本土化與全球化的關系問題,是一個國家和民族在制定發展戰略的過程中不能回避的重大現實問題,也是世界史和全球史中的一個重要理論問題。如何將中國通史編纂的優良傳統與全球史書寫結合,探索一種既能發揮兩者所長,又能滿足新時代所需的全球史,即具有中國特色的全球史范式,是擺在中國學者面前的新課題。

      中國特色全球史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中國學者對全球史給予了足夠的關注,并且將其作為歷史研究與書寫的重要方法,甚至重要范式加以探討。它自覺地以唯物史觀為理論基礎,更加徹底地摒棄“西歐中心論”或“西方中心論”,既不脫離世界史壇的主潮,更不脫離中國史學的歷史與現實,而是將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納入全球史的廣闊背景中去認識和思考,并對其中的重大問題做出馬克思主義的回答,又要實事求是體現出開放繁榮、共贏發展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這種客觀審視全球史研究中的國家、民族立場的觀念,其實并不妨礙全球史研究過程中的科學性,相反正是由于在這方面具有清醒的認識和冷靜的頭腦,才更可能編寫出經得起檢驗的全球史著作。

      中國特色全球史應將資本主義主導的全球化與社會主義引領的歷史大變革作為重點。迄今為止的全球史研究,還只是探討了“以美國為中心的由西方主導的全球化過程”,這不是全球史的全部內容,而是“仍直接或隱含保留有‘西方中心論’的全球史”,是資本主義主導下的全球史。從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闡釋的關于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發展的世界歷史理論,以及20世紀以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現實發展,全球范圍內的“世界性交往”等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客觀歷史來看,這些內容書寫了馬克思主義的全球史的上篇。事實上,關于社會主義思想的產生、發展、傳播;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即蘇聯以及其他國家和地區社會主義的歷史;關于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翻天覆地的實踐等內容,在目前已有的全球史著作中,并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就更不用說系統、客觀地闡述了。通常在西方話語的描述中,“馬克思被賦予的角色是恐怖和古拉格的先知,而共產主義者被賦予的角色實質上即使不是恐怖和古拉格的先知,也是它們的衛士?!边@些現象已成為全球史研究進一步發展的阻力。具有中國特色的全球史不僅要重新書寫以往全球史關注的人類文明互通互聯的歷史,而且還要關注世界社會主義500年的演變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史、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制度模式的合作斗爭史等,尤其是應將資本主義主導的全球化與社會主義引領的歷史大變革作為重點,這將構成馬克思主義全球史的下篇。

      中國特色全球史應該體現中國文化本位和中國立場。對于那種想當然地認為,通過全球史研究來發掘中國歷史的空間內涵和多元族群,甚至企圖構建推動中國歷史發展的多個主體、多條主線來展現更加“客觀真實”的中國歷史的觀點和做法,我們應該特別慎重。這些觀點與做法,盡管在殖民地國家發揮了清除西方價值觀念、挖掘自身歷史等積極作用,但在中國,可能更多的表現為消彌中國歷史上賡續不斷的歷史文化認同、共同價值理念和共同理想追求等。而這恰是中華民族在當代賴以生存并不斷發展的文化基因、精神血脈。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生生不息、一脈相承的價值追求和統一和平的政治理想,是書寫中國特色全球史的根本立場。事實上,歷史從未遠離我們,“每一個國家過去的經驗仍然深深地影響著人們今天的思考和行動方式……中國歷史學家仍然能夠盡量借助過去來影響他們在未來世界歷史中的位置?!睆目傮w上看,中國特色全球史,不僅僅是空間拓展與歷史主體多元化的刻意發掘,更是一種基于對中華民族發展長河中重大問題的重新解讀而豐富和發展了的歷史時間的內涵積淀,發掘出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世界之所以為世界的歷史演進和現實呈現,進而構建起中華民族記憶中的全球史。這才是當代中國史學應有的胸懷和氣度,也可看作具有中華民族歷史記憶的全球史研究的新目標和新追求。

      中國特色全球史應該承繼中國世界史的優秀史學遺產。在西方學者眼中,全球史與世界史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二者之間是可以劃等號的。不同的是,中國的“世界史”與西方的“全球史”是兩個內涵和外延“頗為不同”、兩者“應該而且也必須區分開來”等認識卻是根深蒂固的。類似的觀點,盡管在當前依舊大有市場,但已然有了很大改觀。前有梁啟超在20世紀初將中國史納入世界歷史的嘗試,后有王國維、陳垣、陳寅恪、向達、齊思和、傅斯年對“塞外之史、殊族之文”,尤其是西域的探研。吳于廑將世界通史界定為“對人類歷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發展為全世界成一密切聯系整體的過程進行系統闡述”,而全球史理論與這一理論“正好屬于同一理論層次”,都具有世界通史編纂方法論性質。還有學者指出,全球史研究強調的對跨文化互動的研究與吳于廑的世界史體系構想中關于世界歷史“橫向發展”的思想相吻合。齊世榮也認為,世界通史編纂、世界通史體系研究是一門專門的學問,而全球史教材在某種程度上與我國的世界通史重合。這些認識從不同角度表明,中國的全球史研究和教學處于初步發展階段的同時,也指出了中國的世界史研究對全球史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具有的意義和價值。20世紀50年代以來,雷海宗、周谷城、吳于廑等老一輩學者對宏觀世界史的探索和理論思考,以及近年來得到重視的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全球史學科奠定了堅實的學理基礎。1991—1994年出版的吳于廑、齊世榮主編的六卷本《世界史》被認為是中國運用“全球史觀”撰寫世界通史的代表性著作。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組織編寫的《世界歷史》反映了我國世界通史研究的最新進展,“實踐了全球史編纂的旨趣”:既展現全球化是一個具有幾千年行程的由分散走向統合的漸進性歷史進程,又“凸顯了整部《世界歷史》的全球史特色”。近年來,有學者提出,中國史學界在全球史研究領域形成了吳于廑提出的整體世界史觀、羅榮渠構建的現代化史觀、彭樹智和馬克垚開拓的文明史研究三種研究路徑,“是中國全球史理論與方法發展過程中的重大成果”。這些認識標志著中國的全球史研究的新進展、新趨勢,同時也表明在進一步發揚中國世界歷史的優良傳統和優秀史學遺產方面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而中國學者關于全球史研究的總結和辨析更應成為編撰中國特色全球史的理論出發點。

      中國特色全球史研究的現實需求是認清中國在全球化新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中國特色的全球史要以中華文明的原創力和影響力為著眼點和出發點,探索中國史的世界歷史意義,以及世界歷史的中國闡述。如果說以往的全球史研究更多地著眼于中國融入世界進程的話,那么今后的全球史研究很有可能會更加自覺地探討世界歷史發展進程中的中國。有學者指出,“一帶一路”正在開創全球化3.0版本,它“將打破在資本主義世界化進程中所造就出的既有世界中心—邊緣結構”,區域全面經濟伙伴協定(RCEP)簽署落地等多邊主義舉措大大推動經濟全球化發展,大大推動重塑新型全球化新格局。這從事實上印證了關于全球化是世界上幾乎全部民族—國家共同參與的重大歷史發展進程、“有一些重要的推動力來自其他地區,尤其是東亞”的觀點。具有中國特點的全球史研究,事實上就是要構建充分反映這種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和科技進步必然趨勢的全球化研究。

      中國特色全球史要在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理論等“大歷史觀”指導下,深入闡述當代中國面臨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既具有中國五千多年歷史發展的縱向眼光,深入闡釋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底蘊和現實基礎;又具有全球聯系的橫向視野,充分展現在世界社會主義500年的發展長河中,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制度的合作與斗爭,充分展現人類歷史波瀾壯闊的文明歷程,為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貢獻中國智慧。在充分辨析全球史研究與書寫的實質、在充分吸收西方和非西方全球史研究的優秀成果基礎上,中國學者應該認真總結馬克思主義史學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珍貴遺產,特別是深入發掘中國歷史編纂的“通史家風”和通史精神,書寫富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和中國風格的全球史著作。(注釋從略)

      (作者系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

    作者簡介

    姓名:曹小文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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