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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民族文化敘事 ——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文化旨歸
    2021年10月03日 08:10 來源:《學習與探索》2021年第9期 作者:管寧 字號
    2021年10月03日 08:10
    來源:《學習與探索》2021年第9期 作者:管寧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摘 要:21世紀以來,在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人類文明格局正在發生新變化,其重要標志便是由中國所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產生,由此引發學界的關注,但相關研究主要限于文化政治視角。從文化敘事角度看,文明新形態建立在中華文化厚重基石之上,儒釋道作為高度發達的文明智慧與哲學思想,其開放性、包容性與涵化力成為創造文明新形態的基因凝定與歷史邏輯。文明新形態是源于傳統而又超越傳統的嶄新創造,表現出更新傳統文化、超越傳統社會主義和西方現代化模式的原創性特征,是中華民族深層文化力量的當代延伸,既規約了中國道路的發展方略與走向,也構筑了文明新形態的物質基礎與實踐邏輯。文明新形態的意義既體現在物質現代化層面,更體現在文化現代化和文化主體性層面,思想與價值體系的建立不僅關乎文化身份認同,也關乎文明新形態文化特征提煉及其話語體系建構的理論邏輯。由三重邏輯所構建的文明新形態不僅是中國的,也是全人類的。

      關鍵詞:文明形態;現代化;中國道路;中國式現代化;文化敘事;文化主體性

      作者簡介:管寧,福建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福建論壇》雜志社執行總編輯、博士生導師,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中國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會副會長、福建省文化產業學會會長。

      人類作為地球上唯一的智慧生命,其生存與發展所構成的歷史,不僅顯著區別于其他生命體,而且因其具有創造力形成了特有的文明形態,而這一文明形態又與人類發展的社會性特征密切關聯。因此,文明形態包含著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和生態文明等多個面向,且在不同國家和民族各自發展歷程中有著不同的內涵與特點??傮w而言,人類社會遵循從低級向高級階段發展的規律,就其社會形態而言,經歷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就其文明形態而言,則經歷了前文明(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時代,并正在從工業文明走向生態文明、信息文明時代。每個社會形態中的文明水平,都是與那個時代的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以及精神文化發展水平相聯系的,并體現著與之相應的社會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精神譜系,正是這些方面的不同,形成了文明形態的差異。

      雅思貝爾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將人類歷史發展劃分為史前時代、古代高度文化時代、軸心時代和科技時代,認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軸心時代,具有引領人類進入世界歷史的非凡意義,是人類文明發展的“突破期”;并把實現這種突破的民族稱作軸心民族,如中國、印度、希臘,因為中國出現了孔子、老子等所有哲學派別,印度出現了《奧義書》和佛陀等各種哲學流派,希臘出現荷馬、赫拉克利特、柏拉圖、阿基米德等,形成由古代中國、古希臘、古印度(包括中東)三大軸心文明,它們以各種獨特的宗教—倫理觀、文化模式對世界文明史產生了深遠影響,奠定了人類的精神基礎。也就是說,軸心文明作為人類的原典文明,是以是否擁有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典范人物的誕生為標志的。雅思貝爾斯還認為,此后的科技時代之產生,源于歐洲日耳曼—羅曼諸民族,憑借科技進步和工業發展,開啟了全球規模的人類歷史,形成了西方國家率先開啟現代化并進入工業文明時代,成為其他軸心文明效仿的對象,西方現代文明也因此在一個歷史時期里主宰了世界。但在這個過程中,西方現代化的諸多弊病逐步顯露出來,正如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中指出的:西方以物質文明為主的時代興起,以精神文化為主的時代也就衰落了。雅思貝爾斯也認為,在亞洲尤其是中國存在著我們所缺乏、但又與文明密切相關的東西。他對老子《道德經》等中國古代哲學評價甚高。事實上,隨著中國現代化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歷史正悄然發生變化——曾一度落伍的軸心文明之一的中華文明,正逐步走向繁榮興盛,再度顯現出重回軸心文明的歷史征象。杜維明“新軸心文明”概念的提出,使人們關注思考新的“軸心時代”將會由哪個民族來支撐這一世界性問題。

      盡管軸心文明的形成離不開科技進步和生產力發展,但支撐軸心文明的核心基石,主要還是能夠指引人類處理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關系的充滿智慧的哲學思想,是基于這些思想而不斷拓展出人類發展新道路的文化觀念。因而,考察人類文明新形態產生的多維視角中,文化是最重要、最根本的維度,它是現代化發展的道路選擇、制度安排、理論闡發的內在支撐;文明形態的本質與內涵,最終是由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文化精神與力量所決定和鑄就的。為此,本文將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探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歷史邏輯、實踐邏輯和理論邏輯,以期為如何更好地推進和完善這一新形態提供一種理論視角,為世界文明發展貢獻中國智慧。

      一、現實呼喚:文明新形態的當代出場

      進入21世紀以來,人類文明格局正在發生新的變化,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既是全球化拓展與深化所演繹出的結果,也是中國的發展所形成的東強西弱趨勢的表征。盡管人類的現代性發生源自西方,并且至今“西方國家掌控國際資源和制定世界規則的主導地位不可能被立即改變”,但隨著現代性運動遍布全球和不斷深入發展,“東亞、南亞、非洲和拉丁美洲正以現代文明的自覺意識,改變對西方效仿的行為邏輯”。而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現代化發展所走出的獨特道路、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僅為世界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建設提供了中國經驗,而且創造了不同于歐美、日本、韓國、拉美等的獨具自身特色的現代化模式,形成了人類文明新形態。

      對此,近年學術界已有初步的探討和闡述,討論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過程中,文明新形態形成的可能性和文明新形態的發展理念,并探討了與之相關的理論問題。袁祖社從中國文明新形態發展理念演進邏輯角度進行探討,認為中國文明新形態就其歷史表征而言,體現在“單純經濟富強和增長并不是中國文明形態的真實邏輯”;構成中國文明新形態的兩大核心要素是“中國道路”與“核心價值觀”;引領和實踐一種引領性的文明新形態的是“五大理念”。同時他還指出,這一文明新形態的形成過程,“是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確立、人民利益本位的制度優勢,以及先進思想文明理論魅力日漸彰顯,并愈來愈被全世界的接受、尊重、理解和普遍認同等內在一致的”,是一種具有鮮明自主創制特征的文明新形態。吳曉明則使用“新文明類型”概念,先是從全球治理角度考察“中國方案”如何開啟全球治理的新文明類型,認為21世紀以來,隨著各大國實力的變化,尤其是全球性問題日漸突出,全球治理議題備受關注,中國由于“綜合國力上的穩步提升和日益廣泛地參與到國際事務中”,“中國方案”開始登上舞臺,這一方案以超越現代性及其邏輯為前提,以新文明類型的客觀前景為基礎定向,“從而展現出了真實的世界歷史意義”;進而他又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角度探討新文明類型的可能性,認為新文明類型的建立離不開中國道路的百年探索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而這一“雙重進程”所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展示了一種“世界歷史意義”,表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僅在于中國將成為一個現代化強國,而且還在于:它在完成其現代化任務的同時,正積極地開啟出一種新文明類型(超越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可能性”,進一步深化了對文明新形態內涵的認知。吳海江、徐偉軒從新文明的中國形態視角,認為“新文明具有民族敘事和世界指向的雙重意義”,當代中國文明覺醒體現在“對經典現代性的合理揚棄,也順應了21世紀全球化時代多元共生的邏輯,昭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文明對它的歷史必然性的展開”,新文明中國形態之形成,其意義在于:一方面,“對軸心文明與科技—工業文明的歷史評判為之提供了可依坐標;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所孕育的中國道路、中國制度和中國精神正在使之成為現實”。劉進田則將中國共產黨作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創造主體,探討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來探索與實踐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偉大歷史,認為中國共產黨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兩座高峰:新民主主義文明體系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體系;中國共產黨尋求不同于傳統文明和資本文明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其路徑是“通過中華民族解放和復興而實現人類解放,通過民族文明創新實現人類文明創新”;由中國現代新文明為主要表征的文明新形態,不僅“使中華文明面貌煥然一新,人類文明面貌亦將會由此煥然一新”。與之相對應的,還有王一涵、郭鳳志從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制度層面進行的研究,就認知與實踐角度闡述社會主義文明是一種新文明形態。一批青年學者在中國進入新時代的歷史方位背景下,從馬克思主義人類解放思想當代價值之重新思考出發,闡發了對西方自由主義觀念的批判與超越;同時,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功經驗,指出中國實踐“對于探索人類解放的道路,構建人類文明新形態所具有的重大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這些理論思考與闡述,對文明新形態進行了概念、制度、理論和實踐等層面的多維度觀照,涉及文明新形態與馬克思主義人類解放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及其成就、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探索與實踐、“中國方案”的世界歷史意義等多方面內涵,闡發了幾個基本理論問題:1.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理論基礎和學理性根據是馬克思主義人類解放思想;2.人類文明新形態是對傳統現代化和西方式現代化及資本主義文明的歷史超越;3.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創造主體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4.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實現路徑是以民族文明創新為內容的中國道路;5.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現實達成是中國道路選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弘揚、西方現代先進文化吸收借鑒的結果;6.人類文明新形態的世界意義在于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富有創造力的文明支撐。這些理論闡述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人類文明新形態創造和形成過程中作為核心支撐要素的中華文明優秀基因,但尚未對此作出深入系統的闡述。

      如果說學術界的研究是對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可能性及其內涵的探索性思考,那么習近平總書記在“七一”重要講話中則對此作了高度概括性和總結性意義的準確闡述與重大論斷,他指出:“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边@是首次從國家層面作出的中國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重要宣示,這一論斷與宣示對中國道路的特點和對人類文明的意義作了深刻揭示,闡明了文明新形態形成的前提性條件,闡明了文明新形態的具體構成,闡明了文明新形態與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之間的關系,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全新概括,充分體現出新思想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與嶄新境界。首先,揭示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與人類文明新形態之間的深刻內在邏輯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選擇是我們取得巨大成就的前提,同時也是建構和形成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前提;這一文明新形態的創造不僅標志著現代化背景下中華文明復興過程中創造了現代中華文明,也為世界提供了現代化的中國經驗和中國樣本;在現代化的多元模式中所呈現的“中國式”現代化,表明當代中國走出了一條區別于西方主導的現代化的新道路,體現出中國對現代化道路和模式的全新探索,成為人類“新軸心文明”的重要實踐成果。中國道路的成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然結果,在新發展階段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繼續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繼續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是不斷豐富和完善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時代訴求。其次,豐富了新思想的內涵。黨的十八大提出“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其中生態文明建設是新提出的,進一步確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黨的十九大確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明確指出中國發展進入一個新時代;建黨百年之際,我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推動了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的協調發展。正是這五個方面文明發展取得的成效,極大地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形成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注入了新內涵。再次,昭示現代化中國模式的世界意義?,F代化中國模式的形成,是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獨立自主地探索現代化道路并獲得巨大成功的經驗凝聚,是在現代化的歐美中心主義背景下,跨越資本主義階段走出的一條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其所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為世界發展中國家走現代化道路提供了經驗與引導。中國現代化建設經驗,其關鍵是立足本民族歷史文化根基,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吸收借鑒一切人類文明尤其是發達國家現代化成果,從而實現對西方資本文明的批判揚棄和西方現代化模式的超越,有效地解決了當今世界面臨的發展動力不足、發展失衡、治理滯后問題,為人類美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國經驗和中國智慧。中華文明在農耕時代軸心文明基礎上,通過中國道路創造了一種新文明,使中華民族再次以一種全新的軸心文明對世界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二、基因凝定:文明新形態的歷史邏輯

      不論是古代文明還是現代文明,其演進固然與政治、經濟和科技因素密切相關,但在更深刻層面上都離不開各民族在自身歷史發展中形成的文化智慧與哲學思想。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特定發展實踐中的文明與文化緊密相連,文明自我確立的過程,一定是有效地吸取并辯證地揚棄某種文明的過程?!敝腥A文明五千年未曾中斷,始終是一個連續發展的有機整體,中國式現代化是中華文明的現代發展,并正在形成當代世界的新軸心文明,這個新軸心文明必然是先前東方軸心文明的有機延續,也必然離不開沉潛深厚的優秀傳統文化的滋養。中國古代作為世界軸心文明之一,不僅孕育出儒家、道家等影響深遠的思想體系,而且將西域傳入的佛教漢化成為本民族文化的重要構成,使儒釋道作為中華文明的精神主體,滋養和涵育著一代又一代炎黃子孫的生存與發展,生生不息、延續至今。農耕時代中華民族創造的燦爛文明對世界產生過深遠影響,同時中華文明也在與世界的交往中吸收借鑒了其他民族文明,使自身的文明發展在很長一段時間領先于世界。唐代作為中華文明發展的一個高峰,生產力水平引領全球,與之相應的工商業格外繁榮,無論是官營還是私營手工業、商業均十分蓬勃興旺,“它們共同構成唐代物質文明的發達局面,優秀所及,沾溉海外”,貿易遍及歐洲、中東和西北亞地區,都城長安成為世界上第一個人口超百萬的城市。工商貿易的開放帶來文化的開放與空前繁榮,發達的經濟貿易、便利的中外交通,尤其是政治開明、文化寬容產生了顯著作用:采取“偃武修文”、獎掖文化事業的文化政策,以科舉制取代門閥壟斷仕途的制度;重視教育,鼓勵文化傳播;實行廣開言路、勇于納諫的政策;兼容并包,對外來文化采取開放政策;由此造就了中華文明一個時代的發展高峰。這使得自西漢以來開辟的絲綢之路在唐代達到鼎盛,更有力地促進了東西方思想文化交流,中華文化在吸收融匯外來的佛教、醫術、舞蹈、武學等基礎上,使自身文明得以進一步發展繁榮,同時也將處于高文明“位勢”的中華文明源源不斷擴展至歐洲、中東和東亞等地區,大量代表那個時代高端制造的造物文化產品,長時期被這些地區的王公貴族、富商巨賈等所追捧,見證了幾個世紀間中華文明的發展高度與創造偉力。宋代成為中華文化另一個高峰,其重要原因在于實現了右文抑武、文官制度和以文化成天下等一系列寬明的文化政策,產生了一大批文化大家如蘇軾、米芾和文化巨著如《宣和畫譜》《營造法式》等,充分彰顯出中華民族包容開放的文化品格。

      但近代以來,這個一直處于引領地位的中華軸心文明,逐漸被另一軸心文明擠壓至世界邊緣——以古希臘文明為傳統的西方文明因成功實現了科技—工業文明的現代轉型而強勢崛起,引領了近300年來世界現代文明的發展。許多學者對導致這一結果的原因作了種種分析和解答,“最普遍性的、也是最有代表性的觀點是,古老中華文明在文明‘位勢’上的劣勢和被動所致”。從文化角度分析,由于“天人合一”思想強調人與自然以及外在世界的和諧,不主張對抗與沖突,顯示出非競爭性特征,因而無法與西方以“科技理性”和工業文明為支撐的對自然及外部世界的擴張、征服的外向型文化相抗衡,體現了中華文化在此一文明轉型的初期所表現的弱勢地位。但我們還必須看到,中國傳統儒學“思想及其價值觀既有著內包性、中庸、不斷復制歷史模本的保守性一面,同時也有著內在否定、內在超越和自我更新的一面”。這表明中華文化的豐富性和多樣特征能夠在民族生存發展的重要轉折關頭,體現出開放性、包容性、融合性以及高度的涵化能力,“具有非常突出的自我更新、自我修復和自我完善的內驅力”。眾多歷史事實表明,中華文化傳統、文明智慧對于實現民族國家現代化愿景和實踐中的作用何其重要與關鍵,它不僅在制度文化層面,更在深層精神動力層面,延續和激活了一個古老民族走向現代化新生,開拓文明新形態。有學者將中國道路對世界的貢獻總結為五個方面:生存性貢獻、發展性貢獻、制度性貢獻、文化性貢獻、和平性貢獻,其中的文化性貢獻不僅標示著源自于傳統文化自身的恒久價值與當代活力,而且蘊含著對其他幾個方面貢獻的內在智力支撐。顯而易見,鑄就文明新形態的深層基因密碼就隱藏于悠久深厚的中華文化中,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所創造的當代文明,既是中華文明的新形態,也是人類文明的新形態。

      中華文明能歷經千年而不衰,是源于中華民族走著一條不同于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文明發展道路。我們開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是偶然的,是由我國歷史傳承和文化傳統決定的。這清晰闡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不但內含社會主義因素,更含有中華文明優秀傳統的因素”。當代中國制度文化內核之建構,離不開傳統文化精髓的滋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形成是根植于傳統政治哲學思想基因中的。早在西周時期,中國便有淵源于黃帝時代的以德為主、德刑相濟的治道觀念,形成了明德慎罰的政治法律思想,后世德主刑輔、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張便源自于此,成為歷代統治者治理國家的主流觀點。其后的先賢們進一步追求“天下為公”“河清海晏”的社會政治理想,創立和提出了一整套實現這一理想的政治哲學主張。以“仁”為核心的儒家學說,強調以人為本、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借助個人品德的修行來實現政治理想抱負,形成“仁政德治”“為政以德”的政治思想?!抖Y記·大學》中“修身而后齊家,齊家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實現邏輯,不僅成為中國制度文化的傳統根基,而且形成從道德修養出發進行國家治理的鮮明特征,這構成當代法治社會條件下依然重視德治的重要文化依據。這一政治倫理的形成,使圍繞個人品德修養所形成的價值觀體現,如仁、義、禮、智、信、忠、孝、恕、廉、勇等觀念深入人心,久播不衰,不僅成為個人的品性養成,也成為社會治理的重要行為規范。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核,也是維護鞏固傳統社會發展的穩定力量”。

      中華傳統文化蘊藏著深厚的民本思想,《尚書·五子之歌》就提出“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強調政在養民、民生為國家之根本的重要主張,體現了《尚書》敬德、重民的理想內核?!渡袝虻洹分小翱嗣骺〉?,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思想,形成儒家對上下和睦、百姓安居樂業理想社會的追求。西周時代提出“敬德保民”“以德配天”;春秋戰國時期,由于政局動蕩而致使先賢們更加關注民生,管仲提出“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孔子的仁政思想中就包含了庶民、富民、教民的主張。而孟子則認為統治者要有“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的親民思想,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政治倫理思想,形成了先秦借助制民鞏固君權的政治立場。漢武帝繼承儒家民本思想,并將其納入主流意識形態,發展出“愛民如子”的政治思想。古代民本思想形成的傳統,綿延千年、影響深遠,它要求從政為官要關注民生、順應民心,實踐“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的政治倫理訴求;也由此孕育了一批身在仕途的文人士大夫的執政價值追求,如屈原一生憂國憂民,“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范仲淹持守“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之價值情操;張居正提出“安民之道,在察疾苦而已”;鄭板橋亦十分關懷民生,“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黃宗羲秉承《尚書》“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的傳統,尊崇“我之出而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為民也,非為以姓也”(《明夷待訪錄·原臣》)之從政信念。根植于民族文化深厚土壤的民本思想,為中國共產黨初心宗旨的確立和“以人民為中心”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寶貴的思想文化資源。從“為人民謀幸?!钡健叭娜鉃槿嗣穹铡?,從“人民標準”到“三個代表”,從“以人為本”到“以人民為中心”,再到“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的新論斷,不僅始終貫穿著“人民至上”思想,承襲著“重民、愛民、親民、恤民”等文化傳統,而且從現代政黨的宗旨目標、利益訴求、政民關系、工作評價、干群關系、群眾路線等角度,全面豐富和深化了古代民本思想,成為當代中國文明先進性的重要標識,也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形成奠定了堅實基礎。

      如果說古代軸心文明的產生,主要由是否有大思想家、哲學家的產生來衡量,那么,當今世界的軸心文明則主要由是否有一個文明的制度和科學的發展道路來衡量。這是因為古代社會各主要文明之間缺乏頻繁和充分交流,使得各軸心文明在相對自主獨立的發展中成就自身文明輝煌,而現代社會各民族之間經濟、文化交往的密切與頻繁遠勝于古代,文化互補、文明互鑒成為常態,制度倫理與道路選擇在文明發展中起到更為重要的作用。中國歷史傳承和文化基因決定了我們今天的道路選擇和制度設計,決定了當代中國遵循的核心價值觀和新發展理念,由此所創造的文明因特征顯著、成就宏巨而舉世矚目,成為當代世界具有獨特文化內涵與價值的人類文明新形態。

      三、換羽新生:文明新形態的實踐邏輯

      中國在農耕時代形成的軸心文明,因其創造了輝煌的精神文化與物質文化而引領了那個時代的文明發展,其中科技文明成果還孕育了西方工業文明。馬克思曾言:“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比缤萍汲晒仨毻ㄟ^實際運用才能轉化為現實生產力一樣,思想文化的豐碩資源也只有借助創造性的運用才能為當代實踐服務。由中國歷史傳承與文化傳統所凝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絕不是古代先哲政治倫理思想的簡單套用和因襲母版,中國現代化道路也不是國外現代化模式的翻版,而是揚棄和取代傳統現代性的新型現代性。如同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當代中國的現代文明建構不僅與軸心時代以來文明發展規律契合,更是在由傳統中華文明與科技—工業文明的碰撞交融、民族復興與人類解放的相通共達中所生成的一種新的文明形態?!币簿褪钦f,這一新型現代性是在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偉大實踐中,對人類新文明形態原創性貢獻所達成的,具體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原創性之一:更新傳統文化。人類文明新形態最顯著特征表現為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它是中國古代政治理想、治理智慧和民本思想等文明成果的當代延續和創新發展?!耙匀嗣駷橹行摹弊鳛樾滤枷氲闹匾獌热?,不僅繼承了傳統民本思想,而且賦予其全新的時代內涵。把源于民本思想的“為人民謀幸?!弊鳛閳陶h宗旨,實現了政治訴求與行政體系的契合統一,使得政治理想能付諸于社會實踐,真正使人民具有獲得感;以體制機制改革促進經濟發展、民生改善,實施扶貧攻堅戰略,從制度層面落實初心使命;以現代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和完善,強化改善民生保障機制;以現代公共文化體系的完善,促進文化惠民和文化民生改善。這些都在不同層面更新和超越了傳統民本思想,形成現代化背景下關注與改善民生的實現方式,并取得突出的成效。

      原創性之二:超越傳統社會主義。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在全球的傳播與實踐,經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而產生了蘇聯、東歐、中國等一批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但由于復雜的政治、歷史和文化原因,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在本民族的現代化過程中,沒能走出一條成功的道路。中國雖然也經歷了現代化的曲折過程,但最終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并取得巨大成功。改革開放以來,一方面,探索、建立和完善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在理論和實踐上對傳統社會主義單一計劃經濟體制進行改革,使社會主義公有制具有多種實現形式,創新了基本經濟制度,實現了現代化條件下經濟的騰飛與跨越發展。另一方面,加強法治建設,“努力把依法治國確立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十八大以來全面依法治國成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重要構成,強調“法律是國之重器,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使中國法治建設進入新階段,超越了傳統社會主義模式。再一方面,打破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水火不容的格局,向世界開放,順應時代趨勢變化與科技革命潮流,在與世界各國的合作共贏、和平發展中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實現了對傳統社會主義思維的超越。

      原創性之三:超越西方現代化模式。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創造與實踐,有選擇地吸收了西方現代化的有益成果,但在根本道路上摒棄了西方現代化模式,使中國成功實現從傳統農業大國向現代化國家的轉變。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在價值選擇上,致力于“為人民謀幸?!薄盀槿祟惽蠼夥拧?,追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在‘自然優先’中確立人的主體性”,“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在現代化實現方式上,致力于探索如何處理好“市場”與“政府”關系這一世界性難題,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制度形式,將兩者有機統一起來,這“不僅有利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有利于轉變政府職能,有利于抑制消極腐敗現象”,也辯證且革命性地解決了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問題,形成超越西方政府與市場兩分法的中國方案,拓展了人類文明發展形態、發展范式。

      有學者指出,從文明視角看,大國崛起“絕不僅僅是經濟發展的結果,更是制度文明的產物,是一個國家內部深層次文明力量的外延,是文明復興與創造的結果”。而從實踐視角看,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原創性,不僅是在制度與觀念層面上實現了對傳統文化、傳統社會主義模式和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更新和超越,而且在實踐中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世界奇跡,這是文明新形態在物質層面的表現,實現了一個古老民族在文明形態和文明成果方面的換羽新生。如果說中國式現代化推動的創新經濟體制、轉換國家建設方式、實行改革開放和依法治國,是當代中國吸收先人“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周易·系辭下》)和“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禮記·大學》)“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周易·系辭上》)思想基礎上的創新發展,那么,勇于探索、敢為人先,“摸著石頭過河”,大膽吸收發達國家先進經驗為我所用,開創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躋身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走向復興的偉大成就,則是在現代化背景下繼承弘揚“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以大度兼容,則萬物兼濟”等思想精華的當代實踐成果。理論創新既是對先人智慧的運用與超越,也是實踐經驗的總結與提升,但最終還要回到實踐獲得印證。因而,實踐不僅是理想的現實支撐,而且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踐能夠印證道路選擇是否正確,實踐創造也是文明形態構成的物質體現。倘若沒有實踐層面所體現出的物質創造成就和力量,便無法體現文明形態的價值坐標與現實意義。

      現代化新模式和經濟體制創新“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全面深化改革積淀了方向性規范的實踐邏輯”,使當代中國社會生產力釋放出巨大活力與能量,一個古老民族在全球現代化浪潮中再一次站到世界前列。經濟發展方面,中國占世界經濟總量從1978年的2.3%到2016年的14.9%,用了不到40年時間;這期間我國的GDP增長了32.3倍,人均GDP達到8100美元;而我國平均每年的貿易增長速度是14.8%,目前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世界第一大貿易體。城鎮化發展方面,城鎮化是現代化的重要標志,中國作為農業大國,1978年只有193個城市和2000個小城鎮,經過40年發展,中國城鎮化經濟快速增長,經歷了以輕工業為主導到以重工業為主導,再到以服務業為主導的三個階段的發展,使得“40年間,城鎮經濟年均增速超過了10%;1988年,城鎮國民生產總值占全國的50%左右,到2016年超過了80%”。與此同時,城鎮財政收入增加、城鎮空間快速擴張、環境不斷優化、交通持續改善、通訊設施完善,成為中國現代化奇跡的重要構成??萍嘉幕矫?,從改革初期強調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到新時代建設創新型國家,科技發展日新月異,作為科技核心資源的科技研發人員總量在2013年超過美國,2017年達到621.4萬人,穩居世界第一;科技研發經費投入2017年達17606億元,僅次于美國,超過同期GDP年均增速(現價)5.3個百分點,研發強度2017年達2.13%,超過歐盟15國平均水平,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文藝生產方面,2017年生產故事影片798部、電視劇310部、電視動畫片83599分鐘,傳媒產業總規模達1.89667萬億元;近年精品力作頻現,產生《流浪地球》《戰狼》《哪吒之魔童降世》等高票房和具有世界影響的影片,成為世界第二大電影市場;文化產業增加值2017年達到3.5462萬億元,自2010年始,中國已成為世界文化產品出口第一大國;文化基礎設施、文化遺產保護也取得顯著成績,文化的發展繁榮為增強文化自信、講好中國故事、提升國家形象、構建人類文明新形態提供了重要支撐。

      林毅夫先生曾感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GDP增長率增速之可觀,認為“在人類歷史上,還不曾看到以這么高的增長速度持續這么長時間的先例”。這一“先例”所創造的中國奇跡,使中華民族越來越接近民族復興的偉大中國夢?;赝郧?,中國作為軸心文明國家,不僅產生了孔子、老子、孟子等思想啟蒙大家,而且通過絲綢之路向世界展示了絲綢、陶瓷、金銀銅器等代表那個時代高端制造的產品,顯示了東方文明古國杰出的創造力。近代以來,在以西方科技—工業文明興起為特征的現代化進程中,中華文明受內憂外患困擾而遲滯了文明轉型,但陷于現代文明落后境地的中華民族始終不曾放棄復興的夢想,家國情懷、堅韌不拔、自強不息的深厚文化傳統,激勵著無數仁人志士以“位卑未敢忘憂國”的強烈民族意識,奮起直追,發憤圖強,解放思想,銳意進取,自信自強,守正創新,創造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不難看出,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理論范式、制度設計、框架體系的歷史凝定,無不蘊含著中華民族沉潛深厚、源遠流長的文化智慧與優秀基因,無不寄寓著中華民族追求富足安康、祈望和平的美好愿望與大同理想,由此也內在地規約了中國道路的實踐方略與創造,型塑了人類文明新形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構想,正是建立在中華民族從歷史上的軸心文明向當代世界新軸心文明轉換的基礎之上,也是中華民族文化基因擁有頑強生命力、旺盛創造力的生動亮麗的當代展現。

      四、話語建構:文明新形態的理論邏輯

      影響人類社會發展歷史的三大軸心文明,均是在各自相對獨立的地域空間發展起來的,由此形成了各自文明的鮮明特征。古希臘文明注重人與自然關系,但倡導的是人對自然的征服;古印度(中東)文明看重宗教發展,注重人與神的關系和來世問題;中華文明也注重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但關注現實人生,提倡天人合一,較為忽略彼岸世界,其宗教的世俗化特征明顯。這些特征無疑都深刻影響了其后的歷史發展軌跡,尤其是在現代化境遇中,更是表現出截然不同的發展道路與模式。承襲古希臘文明傳統的西方現代化遵從的是科技—工業文明的工具理性以及資本邏輯,表現出對自然與外部世界的征服傾向,并在這一基礎上建立起它的話語霸權;而中國則基于自身文明和文化傳統,走出了一條不同于世界其他任何國家的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成功實現古老文明的現代轉型,為人類新軸心文明的形成提供了中國樣板。但這一文明新形態形成的深刻和內在的理論邏輯尚未被充分闡發,中華文化主體性的重新確立、中國話語的現代建構,成為人類文明新形態世界意義彰顯的重要規約。

      從文明的價值理論角度看待中國崛起,哈佛大學教授黃萬盛就曾提出一個重要問題:“21世紀以來,中國的迅速崛起深刻改變了全球政治經濟結構,隨著此一進程的深化,重新確立中國文化主體性的問題日益突出、亟待解決。然而,盡管今日中國傳統文化呈現出全面復興的態勢,但其往往以一種整全性的、模糊的面貌呈現于世,‘傳統’愈發成為一個空泛的詞匯?!币埂皞鹘y”不再成為一個空泛的詞匯,而是能夠以具體和清晰的樣貌支撐當代中國話語體系建構,實現“重新確立中國文化主體性”的歷史任務,就必需深入把握傳統文化,探覓文化傳統深層底蘊,提煉出傳統精髓與活的靈魂,尋求與現代話語的最佳融合與表達。也就是說,要叩問“在那無窮無盡的現象背后,什么是中國的本質?這一問題與民族的價值體系、認同感、主體性緊密相關”。

      在物質現代化構建起來的基礎上,或者說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發展階段,確立文化主體性問題就成為新時代的重大歷史課題。時至今日,中國發展傳遞和貢獻給世界的,不能僅僅局限于經濟方面成就,且要有自身的價值理念和思想體系,因而必須建立一整套出自民族本土和當下實踐的話語體系,確立中國文化主體性。當下突出的問題是,對于中國崛起的文化意義,很多時候是由西方人以他們的視角來敘事、帶著他者的價值觀來評價的,這就很難看到一個真實的當代中國。如同20世紀殖民時期英國人類學家寫的關于印度的著作一樣,完全不是真實的印度,也不是印度人眼里的印度。觀念、視角的偏差,必然導致觀察、敘事的扭曲。那么,在現代化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如何進行自我認同、自我定義就顯得格外重要;同時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定義還應當被世界所認可與接受,具有世界性意義?!叭绻覀儾荒艽_立自己的主體性和身份認同,我們就不可能發展出中國崛起的文明意義和價值意義”。

      當代中國所選擇的現代化道路,是由中華文化基因決定的,體現出鮮明的中國特色,是中國式的現代化。從文化主體性角度確認這一道路的民族文化屬性和身份特征,不僅要從中國歷史文化中進行基因識別,而且要提煉現代化背景下中國文化的新特質。中國古代先賢們所創造的政治倫理、文化智慧等價值體系,成就了那個時代的世界軸心文明,也潤澤了當代中國的現代轉型與發展。當代中國現代化建設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對中華文明進行再造,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現代敘事,由此推動了古老文明的當代重生。那么,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究竟是什么?許多著名學者對什么是中國文化特質進行了深入研究和精辟概括。近現代的如梁漱溟的《中國文化要義》、錢穆的《中國文化精神》、唐君毅的《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等論著中都有闡述。黃萬盛教授認為,與其他兩個軸心文明最大的不同在于,“中華文明認為最偉大的道理、最深刻的意義就在凡俗社會”,“中華文明一開始就把人的成長、人的福祉作為文明的核心”,“只有中華文明有這樣一個深刻的凡俗人文主義”,所以“我一直概括認為這才是中華文明最核心的資源”。杜維明認為儒家傳統的基本精神主要體現在以人為主,是“天人合一、萬物一體”的涵蓋性很強的人文主義。郭齊勇系統地提煉了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六個特質,即和而不同,厚德載物;剛健自強,生生不息;仁義至上,人格獨立;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整體把握,辯證思維;經世務實,戒奢以儉。這一體認與總結頗為全面。錢鍾書則將中國文化特質高度概括為四個字:從善如流。換句話說,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不論是哪個民族的文化,只要是先進的、優秀的東西都可以拿來為我所用。這充分體現了中國文化的包容性、涵蓋性特征。費孝通曾提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理論,中華民族因尊奉“和而不同”理念而形成很強的向心力、凝聚力,由此也形成費先生晚年“試圖打通中西、內外之別,打通國家上下級別,打通自己和他人的種種分別之心,尋求一種并非對立沖突而是以和為貴的世界秩序”。事實上,中華民族“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理念及天下情懷,不僅表明中華民族因多民族融合、多文化融合的歷史而鑄就一種包容與涵化能力,也體現在世界范圍對其他民族以及西方現代化思想、機制、方式的吸收借鑒上,形成了很強的消化力、融攝力。這些學者們的研究,從不同角度對中國文化特質作了深刻提煉與概括,當我們從歷史語境回到對當代中國現代化道路選擇的理解與思考時,就會發現其與歷史文脈的貫通以及那個潛滋暗長、活力依舊的傳統如影隨形。

      由于現代化發端于西方國家,中國等后發現代化國家起初都以西方現代化作為模板和標準。改革開放后這個狀況發生了明顯變化,鄧小平同志以中國人的思維和文化傳統來思考和規劃現代化藍圖,指出“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对姟ご笱拧っ駝凇分小懊褚鄤谥?,汔可小康”的記述,表達了勞動人民對美好安定生活的向往,“小康”一詞即出自于此。鄧小平借此提出的“小康社會”就是當代中國人對現代化的一種表述,也就是中國式的現代化。此后,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三個有利于”理論,內在而深刻地體現了文化傳統中海納百川、融合萬方的包容涵納精神,體現了解放思想、發展生產的時代訴求。他充滿智慧地指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問題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發展生產”,“把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就更能解放生產力,加速經濟發展”。他將有利于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發展、有利于綜合國力增強的市場經濟手段、科技文明大膽引入,并加以轉化改造,為我所用;同時又內在而深刻地體現文化傳統中“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民本思想,將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評判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標準?!爸灰軌驅崿F人民的福祉,任何思想資源都是中華文明可以取而用之的。整個開放的過程體現了中華文明的精髓?!边M入新時代,小康社會建設得到全面推進,最終實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習近平同志提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和“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把為人民謀福祉放在首要位置,進而提出“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的重大論斷。這不僅體現了民生至上、人民至上理念,而且將人民視為創造歷史的主體,揭示了社會主義政權黨性和人民性高度統一的特性,映射出對黨與人民血脈相連、生死與共命運共同體的深刻體認,實現了將執政主體與人民主體合而為一的認知超越與價值升華。

      有學者指出,中國思維具有整體觀特征,善于“從整體上把握世界或對象的全體及內在諸因素的聯系性、系統性”,而“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保ā端抉R法》)則體現了辯證思維特征。中國文化的這種“整體把握,辯證思維”的特質,在新時代依然擁有其獨特價值和生命力,依然能夠在繼承中與時俱進地發展。文明新形態不是局限于某一方面的突出成就,而是一種系統性和整體化的發展狀態,是人類社會諸方面協調發展的結果。在中國現代化的宏觀謀劃中,依據社會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始終貫穿著一種整體把握的辯證思維。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到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一起抓,再到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四位一體”,直至十八大進一步拓展為包括生態建設在內的“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充分體現了我國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就是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和生態文明的全面協調發展??梢哉f,在世界現代化浪潮中,能著眼于這五個方面文明協調發展,并將其列為國家戰略總體布局的唯有中國,這也是構成人類文明新形態重要特征的關鍵所在。進入新發展階段,面對改革深化、高質量發展、新發展格局構建等時代新訴求以及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習近平同志進而提出必須遵循堅持系統觀念的原則,系統謀劃、統籌推進各項事業,這不僅涵蘊著整體把握思想,而且具有前瞻性、戰略性、全局性,是一種系統動力學思維。這些思想觀念和思維方法均可溯源至傳統文化,是傳統文化精髓的當代運用與發展。

      很顯然,中國現代化道路和所取得的成就不再是效仿西方現代化的結果,也不同于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模式,而是在吸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智慧、借鑒西方現代化經驗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中國式現代化,鮮明地體現出中國智慧、中國經驗。這些智慧與經驗,雖然我們能夠從中國奇跡這個物質現代化層面感受到,但還缺乏與之相匹配的文明維度和文化現代化的話語體系、價值體系。盡管事實勝于雄辯,但讓事實成為事實背后的那些思想觀念、文化精神等價值體系,不僅需要加以系統總結、闡發與建構,使未來的道路走得更好、更遠,而且在全球化和互聯網時代,話語力量和媒介影響日趨深入廣泛的背景下,沉默意味著缺席,“失語”意味著挨罵。因此,文明新形態更需要有一種自主、原創的話語建構與表達,以呈現出在思想和價值層面對人類文明的新貢獻。

      價值主體性不僅是單純的話語權問題,而且更重要的是話語主體屬性問題,即不僅要解決言說者的主體地位,更要解決言說內容的主體性——一個只會用他者話語說話的人,是沒有真正主體性可言的,或者說是缺乏靈魂的主體性。前述中國現代化道路形成所根植、傳承與創新、發展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主要集中在先人治國理政的政治文化、德治思想和執政理念方面,相關的話語體系建構已取得成效;但中華文明寶庫中,還有極其豐富深厚的精神文化、造物文化資源,對增強民族身份認同、文化主體性及其話語建構,也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是我們要加以大力傳承與弘揚的。因而,在價值體系建構中,既要傳承傳統文化倫理思想,以此“激勵和引導”文化創新,也不能忽略古典審美維度。在精神審美文化方面,首先要在現代文化創造中對中華自成體系的文藝思想和人文哲思有深度了解,系統全面、深刻內在地把握中華美學有關意境、氣韻、流變、形神、中道、樂游、妙悟、諧和等核心藝術觀念,從而在包括美術繪畫、音樂舞蹈、動漫游戲、網絡文藝等在內的豐富多樣的現代文學藝術作品中,內在性、隱性化地傳達和體現出中華審美精神與審美理想。其次,要以體現中華美學精神與理想的中國風文藝作品,表現和展示中國道路、制度、理論的歷史邏輯與實踐邏輯,表現和展示中國現代化在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和生態文明協調發展方面取得的成就及其特有品格,表現和展示當代中國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思想文化價值與世界意義。同時,在這一過程中闡發和提煉出當代中國審美概念體系,唯其如此,才有助于逐步建立一套蘊含豐富思想文化內容的話語體系和價值系統,形成真正具有世界意義的新軸心文明。在造物審美文化方面,首先要深刻把握與領悟傳統造物文化及其審美精神,提高運用包括簡約清雅、流暢靈動,形式功能、巧妙融合,心物相照、巧法造化,文士情懷、絲竹意趣等在內的自成一體、傳承有序的造物美學的自覺性,結合現代設計語言創造性傳承轉化非遺技藝和造物匠意,增強建筑、園林、家具、器物等造物設計的本土特征。其次,不僅要創造性轉化傳統文化,還要創造性轉化西方精神文化與現代設計文化,吸收借鑒其工業設計先進理念,在立足于民族自身造物美學內在精神的基礎上,促進傳統與現代、傳統與外來文化的深度融合,既能夠創造充分體現中國現代造物的原創性與獨特審美趣味,又能夠構建具有廣泛影響力的當代中國設計流派和設計語言,成為文明新形態的重要話語與價值支撐,實現從文化自信走向文明自信。

      當代中國話語體系建構,不僅要思考中國崛起的文化意義,還要思考文明新形態的貢獻性意義——如何既讓自身文明實現現代化轉型,同時又不損害人類的根本利益?中華文化具有解決這一問題的智慧與經驗。中華文明的最高理想是“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保ā抖Y記·中庸》),正如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中國夢是法國的機遇,法國夢也是中國的機遇”一樣,我們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過程中創造的文明新形態,不僅是中國的,也是全人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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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

    姓名:管寧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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