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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藝術考古研究的深度與廣度
                    2022年05月06日 07:50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張杰 字號
                    2022年05月06日 07:50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張杰
                    關鍵詞:藝術考古

                    內容摘要:重新審視、研究中國藝術考古遺產的獨特生命存在性與藝術價值體系,進而構建中國藝術考古學的理論話語和體系,是中國藝術考古研究的理論訴求。

                    關鍵詞:藝術考古

                    作者簡介:

                      從仰韶文化時期的人面魚紋彩陶盆到商周時期的青銅器,從題材廣博、內容豐富的漢畫像石到秀骨清相的北朝雕塑,從西北敦煌的精美壁畫到南海沉船上的精美瓷器……得益于考古發現,這些凝練了古人思想、情感、觀念的藝術遺產,讓我們能夠感知幾千年歷史文化的脈動。

                      近年來,藝術考古備受重視,其強調發掘隱藏在文物遺存背后的歷史與文化信息,通過與藝術史、文獻學等多學科的深度互動融合,讓古代歷史文化呈現出更加全面、立體的圖景。重新審視、研究中國藝術考古遺產的獨特生命存在性與藝術價值體系,進而構建中國藝術考古學的理論話語和體系,是中國藝術考古研究的理論訴求。

                    重在研究與人類思維活動有關的觀念

                      藝術考古學是藝術史與考古學交叉研究而形成的一門現代學科形態。在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李松看來,“藝術考古學”這個說法還存有爭議,它看起來似乎指考古學的一個分支,但藝術史與考古學的關系,有異有同有重疊。藝術史與考古學有許多相同的研究對象,都是以具體可視的物質為著眼點,都要解決一些相似甚至相同的問題:物件(或藝術品)的時代、用途、作者、組合結構、內涵與屬性、意義等。近年中國考古學與藝術史有明顯相互靠攏的傾向,考古學家不止于編寫發掘報告,還延伸到對歷史文化的釋讀。而新出土材料對藝術史家也十分具有吸引力,每一次重要的考古發掘,一定緊跟著藝術史家的參與。當然,考古學更多側重于整個活動的前半段,尋找“生”材料并解決其“硬”屬性,藝術史家則側重于后半段,解決其“軟”屬性。

                      中國藝術考古研究脫胎于傳統金石學,后者主要以存世的古代青銅器與碑刻資料為研究對象。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黃厚明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20世紀初,隨著田野考古學方法在文物遺存調查與發掘中的運用,傳統金石學研究得以向現代學科意義上的藝術考古學研究轉型。在他看來,藝術考古學在中國的興起,有著特殊的時代背景與特定的文化使命。20世紀初,鑒于中國文物的大量外流以及由此引發的對中國文化安全的擔憂,中國學人在關注與研究這些文物的同時,還發起了一系列搶救與保護中國文物古跡的行動,相關組織主要有“西北科學考察團”“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等。20世紀40年代,為了保護出土美術考古材料,一些有識之士在上海成立了“美術考古資料組”,專門編輯、整理當時調查和出土的藝術考古資料。這是中國學者在“美術考古”名義下保護與研究中國歷史文化遺產的學術實踐。

                      進入21世紀,中國藝術考古研究在深度和廣度上都有了長足的發展,不斷涌現的學術成果從根本上改變了西方學界長期主導中國藝術考古研究的局面。黃厚明說,最近十多年來,隨著絲路藝術考古、胡漢藝術考古、漢藏藝術考古等專題的拓展,中國學者在國際學術界積極發聲,為重拾中國學術話語權、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維護國家文化安全作出了重要貢獻。例如,在漢藏藝術考古研究領域,謝繼勝、廖旸等學者大力倡導“漢藏藝術”理論體系,扭轉了西方藝術考古界將西藏藝術納入“印藏”或“印度—尼泊爾藝術”的認知偏見。這為準確理解并構建中國多民族藝術史奠定了重要的學術基礎。

                      藝術考古之所以還是一門相對年輕的學科,主要由于它在考古學的學科架構中尚處于邊緣地帶,還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李清泉表示,藝術是指人類從古至今的創造性行為及其所留下的產品或成果;而考古是指對古代遺物與遺跡的研究。由于保存至今的古代遺物和遺跡中也包含著各種形態的藝術物品和美術遺跡,所以這類物品和遺跡自然也是考古學研究不能回避的一個部分。與一般滿足人類生存需求的物質文化產品不同,不同時代的藝術產品往往都承載著濃重的趣味、觀念乃至思想因素。因此,藝術考古除了要研究遺物遺跡的物質形態和基本功用外,還要研究其承載的與人類思維活動有關的觀念和思想信息。

                      李松解釋到,藝術史學科是一門綜合性學科,可以有兩個不同的傾向。一是傾向“藝術”的一面——發揮研究者個人的智慧與想象,通過個性化的寫作、研究、思維方式,展現獨特的創造性思維,而“藝術品”作為研究的對象,只是一個切入點。二是凸顯“史”的一面,強調研究成果的客觀知識性、公共認同性、可檢驗性。前者側重于觀念和主觀認識,后者側重于實證,更接近于考古學。

                    把握多元一體文化格局的歷史演進脈絡

                      不斷涌現的考古發現,形象地展現了我們這個多民族國家的強勁文化生命力,以及我國文化格局不斷由多元聚合于一體的動態歷史進程。李清泉舉例說,從江西新干大洋洲和河南殷墟出土的青銅器上,可以看到商代青銅器鑄造工藝的南北交流與互動;從龍門石窟和北朝墓葬壁畫中,可以窺見以鮮卑為主體的北方少數民族地區對南朝文化的追慕以及胡漢民族之間的漸趨混融;從青州佛教造像的風格特征,可以獲知公元6世紀中國經由南海周邊國家與印度之間保持著密切往來;從大量宋遼金元壁畫墓中,更可以看到10世紀以降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的密切互動與水乳交融,以及他們為形塑和建構一個近世中國所付出的努力。

                      中國考古的每一次新發現,總能帶來新的學理認知。李松告訴記者,20世紀以來,對中國文明史的認識有兩個重要的變化:一是物質材料(包括考古發掘)的重要性沖淡了以往唯歷史文獻為正宗的史學方法,物象與文字互證互補互疑;二是漢文化與周邊文化及異域文化的互動成為一個重要觀察角度。中國歷史(包括藝術史)由此得以重寫、補寫甚至改寫。每一次重要的考古發現,都有其獨特的價值,其重要性不在于給已有的普遍共識再加一條證據,而在于“這一個”的獨特價值。

                      李清泉說,正是這些考古發現,構成了中華藝術與文化的宏大歷史敘事,讓我們從中看到一個多民族國家藝術與文化的多元豐富性、兼容互動性和強大凝聚力。

                      相對于歷史文獻材料,藝術考古研究主要聚焦于視覺藝術材料。視覺藝術有自身的文化邏輯和形式結構,剖析其形式系統與意義系統,正是中國藝術考古不同于一般歷史學的重要表征。在黃厚明看來,中國藝術考古遺產是華夏民族連綿不斷進行文明創造的智慧結晶,承載并延續著中華民族的思維認知、歷史記憶、情感信念與精神血脈,是推動中華文明不斷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活水源頭。在他看來,華夏各族人民在歷史的長河中彼此交往、相互學習、同心聚力,形成了多元一體的民族文化共同體。作為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藝術考古遺產見證了我國文化格局從多元聚于一體的歷史進程。史實表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融合動力,并不取決于地緣和血緣因素,而是取決于心居何處,這是中華民族的凝聚力與向心力所在。從文明史的立場理解和闡釋中國藝術考古遺產,可從中領略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鑒的邏輯進程及實現方式,從而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一種歷史、人文的視野。

                    系統梳理闡釋中國藝術傳統

                      中國藝術是活的文化遺產,有著獨特的發展道路與文化品質,其關注生命存在的宇宙觀、藝術觀,既是中國藝術價值體系的本質與核心所在,也是全人類可以共享的精神財富。黃厚明認為,從學理上系統梳理和闡釋中國藝術的傳統、精神、價值、機制及理論話語體系,用考古和人文的眼光審慎地建立起中國藝術的“正脈”與“正傳”,突破西方學術話語籠罩在中國藝術考古研究領域的理論迷霧,是新時代中國藝術考古研究者的歷史使命與理論訴求。

                      不同文明有著不同的視覺傳統,不同于西方,中國有獨具特色且歷史悠久的視覺傳統、視覺邏輯與理論體系。藝術考古研究的根本任務,就是要發現和揭示不同視覺文明各自不同的文化意義。黃厚明認為,中國藝術考古的歷史敘述框架,大多按照藝術品物質形態進行分類描述,我們對其中的視覺語言、視覺邏輯及其視覺機制,仍然缺乏足夠的分析和把握。他主張借助圖像媒介和知覺理論,將視覺考古材料和音樂舞蹈戲劇材料納入圖像脈絡中進行通觀,以此建構中國藝術史的完整形狀。視聽藝術也是中國藝術考古遺產最為重要的表征形式。將視覺與聽覺進行關聯性考察,不僅可以深入探討視覺與聽覺之間的通感問題、共情機制及其存在方式,也為研究者從禮樂文明立場發掘中國藝術考古遺產獨特價值提供了重要契機。

                      長期以來,中國學術研究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學術理論的影響,有些年輕學人拿流行的新概念在中國藝術倉庫里找材料,其得到的結論當然只是論證了別人觀念的普遍正確性,至多完成了“照著說”的工作,與“接著說”還有較大距離。在李松看來,中國考古出材料,西方學者出認識,再反饋到中國出“新意”,這個現狀必須徹底改變。西方有益的學術成就固然值得學習借鑒,但“國際化”不是目標,只是建立某種“文化互動圈”的一種途徑而已,歷史與現實的中國本身就是“理論富礦”,中國學者不能只是提供初級“礦石”,我們需要深加工,出精品,出標準。要在中國悠久傳統基礎上創新自己的理論體系,體現出中國學者獨特的感受力和文化智慧。李松表示,藝術和考古的高度,取決于討論的深度。我們比古人有更開闊的視野、更便利的交流途徑、更有效的技術手段,一定能夠產生適合中國土壤的新的藝術史理論和考古學。

                      中國是世界上少有的幾個文明古國之一,而且數千年的發展文脈從未間斷,這便是中國考古學得天獨厚的優勢基礎和有利條件。在李清泉看來,藝術考古在中國應運而生,回應了中國考古學未來發展的切實需要,有其必然性與合理性。所以,如何構建該學科方向的理論體系,顯然是一個值得集思廣益、不斷深入思考、不斷悉心探索的大問題。未來,中國的藝術考古學者應該以考古發現的美術材料為研究對象;以考古學的方法作為科學獲取材料和分析材料的必要手段;以美術史等人文科學的相關理論與研究方法作為學科的基礎,在歷史學、考古學和藝術史等學科之間,建構跨學科的理論體系。

                    作者簡介

                    姓名:張杰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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