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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報黨刊史研究報告2020
    2021年09月28日 06:35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林緒武 周玉順 字號
    2021年09月28日 06:35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林緒武 周玉順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聞輿論工作的重要論述,為新時代的黨報黨刊史研究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黨報黨刊見證了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光輝歷程,是中國革命的指向標、時代脈搏的感受器。為不斷深化中共黨報黨刊史研究及人才培養,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百年中共黨報黨刊史(多卷本)”課題組特發布中共黨報黨刊史研究報告,概述2020年度新成果、新成就,探尋深化研究的新方法新路徑,為相關研究提供學術指引。限于篇幅,注釋從略。

    建黨至土地革命時期

    探索中國革命道路

      黨報黨刊與中國革命。瞿駿提出,《中國青年》等中共黨團書報的定位、推廣與閱讀所推行的政治動員,是“新文化時代”進入“主義時代”的重要推手,能夠從中管窺中共“善于宣傳”的原因與動力及1927年前后中共革命在宣傳模式上的延續與差異。韓同友等指出,劉少奇在《紅旗周報》發表的文章,體現其實事求是、獨立自主地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精神風范。

      黨報黨刊與馬克思主義傳播。陳翠芳、李小波以《新青年》為例論述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探索中國道路的基本問題,認為馬克思主義是改造中國社會的指導思想,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社會的發展道路,社會革命和建立中國共產黨是變革中國社會的方式,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要緊密結合。侯培和指出,《共產黨》月刊所介紹的共產黨由來及其組織狀況、俄國共產黨的歷史及革命經驗、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第三國際的歷史及發展前景,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奠定了理論基礎。庾向芳認為,《紅旗周報》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宣傳社會主義建設與蘇區建設,報道人民群眾的斗爭與武裝斗爭,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行積極探索。

     

    左圖為《紅旗》、右圖為《紅色中華》  資料圖片

      黨報黨刊與蘇維埃政權建設。肖揚偉指出,《紅色中華》進行輿論監督的方式主要是批判貪污腐化行為、抨擊官僚主義作風、批評鋪張浪費現象、揭露官商勾結行徑。鄧幸俊認為,《紅色中華》具有針對現實問題監督到位、輿論監督雙方地位平等和新聞批評戰時性的特點。范國盛以《紅色中華》為中心考察中央蘇區教育政策,即干部教育優先,群眾教育次之,實行義務教育和優待紅軍子女,體現中央蘇區的教育宗旨是為政治經濟和革命斗爭服務。

    抗戰至解放戰爭時期

    建構抗戰話語體系

      黨報黨刊與信息傳播。林棵等分析了《解放日報》在鄉村的實踐邏輯,探討了從紙質媒介、人際傳播到群眾敘事的路徑轉換中,共產黨人如何實現信息在鄉村社會網絡中的流動,進而改變社會觀念。李蕉等指出,《解放日報》通過重塑“勞動光榮”,實現了宣傳與革命的同頻共振,回應了外部意識形態對中國共產黨的抨擊,使中共宣傳工作實現了自我革新。尹志兵等認為,讀報活動提高了民眾的文化水平,提升了邊區民眾思想覺悟,促進了鋤奸、擁軍、識字等運動,為鞏固和發展晉綏邊區及抗戰勝利起到了積極作用。劉曉偉強調,政治權力通過公共讀報活動向基層群眾生活場域延伸,促進了基層信息傳播模式乃至權力結構的重組。

      黨報黨刊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張根福等認為,《解放日報》健全的黨報組織體系、“三位一體”的傳播隊伍、高效的運作方式和以“受眾為中心”的傳播導向,建構了上下聯動、四方呼應、渠道通暢的內在傳播機制,推進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與大眾化。張紅指出,《新華日報》緊扣時代主題、選擇有利時機、采用多種方式傳播馬克思主義,與國民黨展開了爭奪意識形態話語權的斗爭,發揮了黨報輿論宣傳的先鋒作用。李伏清等指出,《群眾》的“民族化問題討論特輯”探討了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是什么、為什么、怎么辦,呈現出民族化的創造性、主體性、實踐性、具體性及與現代化和國際化一體的特征;《群眾》是馬克思主義在國統區傳播的輿論高地,是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爭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話語權的論爭平臺,是推動毛澤東思想走向成熟的前沿陣地。陶賢都等認為,《新中華報》和《解放日報》傳播和踐行了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推動了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在中國的傳播與中國化,延安時期堪稱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國化的高潮。林緒武基于黨報黨刊資料認為,抗戰時期紀念恩格斯與中國共產黨深入傳播馬克思主義、建立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爭取革命領導權、闡述中國革命的前途等重點工作緊密聯系。

      黨報黨刊與根據地政權建設。林緒武等論述了《新中華報》在陜甘寧邊區反官僚主義斗爭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并以《新中華報》報道為基礎,研究了陜甘寧邊區的衛生防疫工作與成效。王俊虎等以《解放日報》為中心,一方面認為黨的婦女政策經歷了從小心翼翼地“走出家庭”到積極熱烈地“走入社會”的變化,呈現了根據地婦女建設的原生態社會風貌;另一方面認為延安時期男女婚戀觀從追求個人獨立到尋求共同進步的嬗變軌跡,源于政府權威成為自由戀愛的最大保障,革命大愛消解了個人情愛。

    《新中華報》 資料圖片

      黨報黨刊與抗日戰爭。2020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周年,這方面的研究成果較多。首先,傳播團結抗日的政治理念。李婷婷認為,《新中華報》助推中共政治理念的傳播,增進了民眾對中共的了解,激發了全民族的救亡意識和團結抗日情緒,筑牢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民意基礎。耿顯家指出,《新中華報》在爭取全國民眾持久團結抗戰、打擊“防共反共”叫囂、辨別真假三民主義等方面發揮了輿論引導、傳播動員作用。劉俊冉提出,《新華日報》的出版廣告宣傳戰時讀物、傳播馬列主義、維護報業信譽、壯大出版力量、為民主統一而戰等,彰顯了重要的媒介價值。其次,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呂滿文認為,黨報黨刊在呼吁國共兩黨合作、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關注根據地建設和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陳莉莉等指出,《新中華報》副刊《青年呼聲》加強青年的政治宣傳、普及抗日知識,呼吁青年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加緊軍事訓練,成為組織動員青年的宣傳輿論陣地。劉意認為,抗戰期間《晉察冀日報·子弟兵》塑造了晉察冀“子弟兵”能打勝仗、擁有英雄人物、與人民血肉相連的抗日形象,凸顯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再次,宣揚全民族抗戰。范文爽指出,《新華日報》對回族的抗戰報道,表明回族是日本侵華的受害者、團結御敵的愛國者、為國尋援的外交者、陜甘寧邊區的代表者,體現黨中央為維護全民族抗戰所作的不懈努力。央珍認為,《新華日報》對藏族的抗戰報道,反映了共產黨對藏族地區的高度重視,體現了團結抗戰的決心,增強了藏族僧俗民眾的國族意識和國家認同。范海龍指出,《新華日報》對1941年美日談判的報道,表明中共重視美日談判進程,及時發出“遠東慕尼黑”預警,呼吁美國徹底制裁日本、停止談判積極備戰,為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作出了貢獻。最后,建構抗戰話語體系。劉繼忠等指出,《全民月刊》用多種話語策略建構了亡國滅種危在旦夕、統一戰線是救國唯一選擇、國民黨“緩抗”誤國賣國和中共努力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媒介話語。尹志兵認為,《新華日報》將紀念五四運動與抗日戰爭相結合,建構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動員青年成為抗日中堅力量、打擊漢奸群體和重新認識反對帝國主義內涵的抗日話語體系。

    新中國成立以來至新時代

    發揮“指南針”作用

      黨報黨刊與新中國建設。首先,黨報黨刊與文化建設。熊彤指出,1949—1956年《人民日報》關于革命烈士褒揚撫恤工作的報道,對社會價值觀塑造產生了積極影響。羅曼認為,1949—1966年《人民日報》文藝副刊是新中國人民文學的踐行者。張蔚林等總結了2009—2018年《人民日報》建構的當代圖書館形象:心靈避風港和知識天堂、邊緣化的閱讀場所、內憂外患的組織機構、融合共享的文化服務平臺、在數字化浪潮中生長的有機體、工作生活相融合的第三空間。肖鵬等認為,70年來《人民日報》的報道顯示對檔案館功能的認同呈逐步上升趨勢,檔案館形象日趨主動、積極和開放。徐素田等認為,70年來《人民日報》對科學家形象的建構,呈現從學習外國經驗轉變為獨立自主發展、從著力愛國主義情懷到凸顯個性化特征、逐步與世界接軌的規律。其次,黨報黨刊與社會建設。彭慶紅等認為,1963—2018年《人民日報》關于學雷鋒活動的報道,體現學雷鋒活動的組織發動、主題內容、時間選擇,呈現自上而下、與時俱進、集中分布的整體特征,與人們的思想變遷發展、利益訴求方向、社會發展進程相統一。陳娟等認為,1978—2018年《人民日報》對醫患關系的報道具有以下特征:以集體主義為調節醫患關系的主視角;當醫患關系出現明顯對立且矛盾激化時,彈性調節雙方行為的關系主義視角報道會顯著增加;基于個人主義話語視角的報道更多聚焦醫患的緊張關系;患者/病人這一角色呈現長期缺位。再次,黨報黨刊與抗疫斗爭。胡天嬌指出,《人民日報》對新中國巡回醫療的報道,跨越不同地域的空間限制,把民眾緊密聯系在一起,在集體的社會想象中鞏固了信任的政治。鄭艷鳳認為,《人民日報》對新中國初期傳染病防治工作的報道,體現中國共產黨培養防疫工作人員、開展疫苗注射等工作卓有成效,有效預防和治療了傳染病,提高了人民群眾的健康水平。陸窈等認為,《人民日報》新媒體矩陣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報道中,發揮了發布真實信息、引導輿論走向、維護社會穩定等主渠道、主陣地、主力軍作用。王一彪指出,《人民日報》在抗疫報道和輿論斗爭中,牢固樹立在黨言黨、在黨為黨的黨報意識等。吳來安認為,《人民日報》微信公眾號的“疫情防控”廣告圖像,具有迅速回應危機、進行視覺說服的功能優勢。聶書江認為,《人民日報》客戶端利用具象傳播手段,積極發揮信息公開、輿論引導、社會動員等作用,傳播效果良好。劉明洋等認為,疫情期間《人民日報》的輿論引導體現群體關懷、寄托家國情懷、激發共情傳播,體現在理性權威中訴諸感性表達的特征。

    《人民日報》  資料圖片

      黨報黨刊與話語建構。尹占文等認為,1949—1956年《人民日報》表達的國家話語,以建設話語為主、革命話語與建設話語交織,人民始終是中國國家話語的價值旨歸。辜曉進指出,《人民日報》20世紀60年代的“對蘇九評”和2019年5月的“對美九評”,表明政治評論話語呈現意識形態弱化、抗爭性話語減少、規格常規化、篇幅輕型化的變化軌跡。洪曉楠等提出,1978—2020年《人民日報》的元旦社論,體現堅持黨的領導與新聞規律相結合、黨性與人民性相統一、黨的政策與社會實踐相互動。賀幸輝等指出,1984—2018年《人民日報》對殘奧會的報道,歷經“傷殘”“殘疾”和“殘健融合”三階段。強月新等認為,2012—2019年《人民日報》對中國夢的報道,呈現媒介議程受政策議程影響顯著、多元并舉的議程結構共同發力、共鳴效應建構議題等特點。青覺等認為,《人民日報》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話語的構建,遵循話語產生以問題為導向、話語傳播從學術到政治再到大眾、話語內涵從單一到復合的邏輯。馬廣軍指出,2012—2018年《人民日報》對民族團結議題的建構,以政治需要為重要動力,以情感維系為主要手段,但法治、平等等因素相對缺乏。

      融媒體時代的黨報黨刊研究。李沁等指出,我國主流媒體融合形成了頂層設計先行、沉浸云平臺等多種模式,存在體制、資金、技術、人才等結構性矛盾,媒體融合實現質變,必須破除舊媒體思維和實踐壁壘,打通新的路徑。任志祥等指出,《人民日報》抖音號的情感性表達成為普遍現象,而新媒體的表達特點、受眾特點及媒體市場的競爭,是促成情感性表達的主要因素。張洪忠等認為,社交媒體的普及,帶來黨報接觸程度的降低,引發的負效應大過社交媒體的正向影響,是社交媒體影響黨報公信力下降的原因。費必勝等認為,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中,黨報是思想宣傳與理想信念的“定盤星”,是信息傳播與溝通世界的“主心骨”,是導向把握與凝心聚力的“指南針”。

    管理發行體制變遷、編撰群體及報刊思想研究

      黨報黨刊管理發行體制變遷研究。鄧紹根認為,新青年社出版發行黨報黨刊和馬列書籍,促進了中國共產黨早期新聞出版事業的創建和發展。張朋認為,大革命時期中共建構了以城市為中心逐層下沉的黨報發行網絡,形成報刊發行推廣與組織構建相互為用的格局,體現基層參與、全黨參與的突出特征。吳永貴等指出,新華書店探索出一條跨界復合運營、高級別體制安排和由報社到書店的發展路徑相結合的延安模式,實現從單中心垂直發行到多層級分頭發展的轉變,成為傲視群雄的超級書業聯盟。馬陽等認為,抗戰時期《新華日報》在逆境中創造了“出得早、辦得好、印得清、銷得多”的發行奇跡,離不開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堅強領導和報社內部的高效組織,也依托于報社與社會各界尤其是讀者之間的密切聯系。新中國成立初期,“郵發合一”的黨報流通體制得以確立。詹佳如認為郵政系統以其特定的組織運作邏輯,將報紙發行整合進自身業務,建立起便于郵政機構分發的黨報配給網絡,為黨報筑起一條與過去城市報紙不同的流通之“路”。

      黨報黨刊編撰群體及報刊思想研究。周鵬飛等認為,《向導》時期彭述之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黨性與階級性的統一、聯合戰線中的獨立批評原則和中共言論出版自由的宣傳思想。邱明指出,毛澤東是《紅色中華》的主要籌辦者和重要撰稿人,《紅色中華》因此成為毛澤東新聞思想探索和實踐的舞臺。傅曉紅等認為,中共創辦、發展、整飭《新華日報》和《解放日報》,“全黨辦報”“群眾辦報”的黨報模式基本定型。朱清河等認為,“全黨辦報”“群眾辦報”話語文本的生成歷經孕育、產生和共識等階段,其間伴隨著“王明路線”還是“毛澤東路線”、“無冕之王”還是“人民公仆”、“精英(少數人)辦報”還是“群眾(多數人)辦報”等多重話語博弈與糾纏。賈夢夢等指出,《解放日報》在改版過程中強化“完全黨報”,推動了整風運動的發展,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的話語主導權和文化領導權。龍偉等認為,對1949年上海報業接管,是共產黨“農村辦報”轉向“城市辦報”的重要轉折點。陳龍指出,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由區域辦報轉為全國辦報,黨報黨刊的功能導向實現了從變革社會到整合社會的變化。

      黨報黨刊與中國共產黨的新聞思想。劉繼忠認為,列寧的“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員和集體的鼓動員,而且是集體的組織者”從傳入中國、生成革命語錄、本土解答、再次興起、走向消融的百年歷程,表明中國共產黨在實踐中探索媒體“宣傳鼓動與組織”群眾的技藝,鑄就了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歷史品質。鄧紹根等指出,中國共產黨積極踐行列寧黨報思想,催生了中國無產階級新聞事業,促進了中國共產黨新聞事業興起。鄭保衛等認為,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新聞思想推進了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奠定了無產階級新聞理論的發展基礎,為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走向成熟作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孫健認為,中國共產黨的黨報事業代表無產階級立場,實踐中實現了客觀性與階級性的統一,理論上體現為對客觀主義傾向的糾偏。

    運用新的理論與方法

      圖像史學理論與方法運用。王研霞指出,中央蘇區報刊漫畫,以詼諧精簡的圖像語匯,彰顯出共產黨人鮮明的政治立場與革命信念,運用借代、比擬、夸張、反復和排比等修辭手法,擴充圖像感知的視覺,產生強大的增值效應,是特定歷史境遇中的革命宣傳利器。夏羿等認為,對外宣傳困難是《晉察冀畫報》創辦的主要動因,借助畫報的真實性與視覺性,實現“讓外界看見”的宣傳意圖,并在政治交往中儀式化地運用畫報,以其人格化與象征性發揮了凝聚共識的作用。吳果中等認為,《晉察冀畫報》通過“血的控訴”與勝利圖景的告慰、“古長城”“毛澤東”形象的視覺符號化,以及將中國政治文化置于國際輿論場等視覺說服技巧,構建了服務于解放區革命意識形態的視覺符號,制造民眾的身份認同,實施文化情感動員。侯松濤認為,《人民畫報》冷戰四十年的臺灣圖像史,呈現了冷戰時期兩極宣傳對戰的典型樣征,也隱含著中國大陸致力于擺脫冷戰思維,形成理性基礎上的涉臺宣傳取向。林緒武認為,1950—1953年的《人民畫報》采取圖文并茂的影像方式,控訴美國侵略者,謳歌抗美援朝志愿軍,稱贊中國人民抗美援朝運動,建構了一種可視性的中國人民抗美援朝圖像史。

     

    左圖為《晉察冀畫報》創刊號、右圖為《人民畫報》1950年10月號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節  資料圖片

      長時段理論和整體性探討。鄭保衛等探討了百年中國共產黨新聞政策變遷的重要意義、基本問題和主要內容。趙建國分析了 “十七年新聞宣傳”史料的分布、構成、特征和性質,總結史料收集整理的規范和規律。黃春平認為,新中國70年間報刊史書寫中國共產黨報刊入史的演進過程,受到蘇聯的書寫樣板、報刊史的編寫宗旨、時代思潮的興替和研究者書寫視角等諸多因素的共同影響。另外,王賀認為,《解放日報》目錄、索引及數據庫,代表了數字技術、方法運用于人文學術研究的新取向,為人文學術研究走出“路徑依賴”和“思維定勢”、突破“天花板”提供了某種可能。

      此外,黨報黨刊史領域獲批國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社會科學規劃項目課題多項,林緒武“百年中共黨報黨刊史(多卷本)”獲批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張曉紅“媒體融合背景下地方黨刊在思想建黨中的功能研究”、陳陽“移動傳播時代我國中央級黨報內容生產轉型研究”、向婷“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的報刊宣傳經驗研究”、胡雪蓮“中共中央機關報標題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宣傳話語的演化研究(1921—1949)”、楊健“解放區畫報中的中國共產黨形象建構與傳播研究(1937—1949)”、鄭宇丹“新中國成立初期報業經營史(1949—1956)”獲批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馬先?!拔逅臅r期進步刊物對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建黨思想形成的影響研究”獲批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王婧“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報刊宣傳經驗與啟示研究”、白清平“《共產黨人》與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中國化研究”獲批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段穎惠“共青團中央機關刊物傳播馬克思主義研究(1922—1934)”獲批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王飛“延安時期《解放日報》目錄資料整理研究”獲批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西部和邊疆地區項目。

     

    在多學科理論方法碰撞中推陳出新

      2020年的中共黨報黨刊史研究呈現幾個特點:一是與紀念活動緊密結合。2020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周年,黨報黨刊與抗日戰爭的研究成果相對較多。二是與現實緊密結合。學界既梳理黨報黨刊中共產黨防治疫情的歷史經驗,也考察黨報黨刊在疫情中的重要作用。三是圖像史學理論與方法的運用。同時,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主要體現在:一是以片段性研究居多,系統性研究有待提升,長時段研究百年中共黨報黨刊的成果缺失;二是對象不均衡,中央黨報黨刊研究多而地方黨報黨刊研究少;國內的黨報黨刊關注多而國外的關注較少;三是成果多以論文為主,著作、資料匯編等則不多見。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黨報黨刊史研究熱度相應提升。筆者認為,深化研究需把握以下幾點:第一,增強問題意識,厘清研究的基本問題。物質層面,包括黨報黨刊文本、版本、紙張、經費、技術、報社、出版機構、發行機構等;制度層面,包括黨報黨刊創辦和發展的外部政策、黨報黨刊內部的規章制度、黨報黨刊發展過程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體制機制;人物層面,包括對黨報黨刊發展影響較大的領導者(中共領導人、主編、編委會等)、文本生產者(作者、記者、讀者、通訊員等)、經營管理者和推廣傳播者,以及報人的思想,包含經典作家的報刊思想、中共黨報黨刊人物的思想等;時空范圍,包括革命、建設和改革時期、國內與國外、中央與地方。因此,黨報黨刊史研究,要統籌“人”“物”“制”三個維度,統籌革命、建設和改革三個時段,統籌國內和國外兩個方面,統籌中央和地方兩個層級。第二,重視史料整理,夯實研究的史料基礎。2020年度出版的材料鮮少,要加大黨報黨刊資料整理、出版的力度和加強數據庫建設。黨報黨刊史的數據庫建設并不完善,許多黨報黨刊尚未完成數字化,已經數字化的也只能提供圖像資料而不是文本資料。同時,要注重多方材料互證。當前研究存在就報刊談報刊、材料使用單一的不足,欣慰的是,有學者開始使用各省“革命歷史文件匯集”與報刊文本材料相互印證。第三,引鑒理論方法,探索新的方法路徑。黨報黨刊史的研究者多來自中共黨史黨建、馬克思主義理論、歷史學、新聞傳播學等學科。百年中共黨報黨刊史的研究,既要遵循歷史學的學術規范,又要引鑒中共黨史黨建、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新聞傳播學的相關理論方法,不同學科的學者應加強溝通交流,進行跨學科研究,力圖在多學科理論方法的碰撞中推陳出新。同時,要運用比較研究的方法,凸顯不同黨報黨刊的特色。

     

     ?。ū疚南祰疑缈苹鹬卮箜椖俊鞍倌曛泄颤h報黨刊史(多卷本)”(20&ZD325)階段性成果)

     ?。ㄗ髡邌挝唬罕本┐髮W馬克思主義學院;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作者簡介

    姓名:林緒武 周玉順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賽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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